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近年来，全球人口持续增长、气候变化显著，各类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频发。同时，随着人类在生物技术方面研究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对抗疾病或病虫害中对各类化学医药、农药的滥用，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安全风险加剧，各类新的动物源性病原体引发的传染病疫情爆发趋势抬头。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EBOLA）到近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下称“新冠肺炎”），全球重大传染病频发，全球生物安全以及公共卫生应对体系面临的风险加剧。

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已将生物安全战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发布了国家生物安全战略或规划。2018 年 9月，美国政府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以防备和打击生物安全威胁。此后，又陆续发布《美国卫生安全国家行动计划》、《国家卫生安全战略实施计划2019-2022》，进一步完善国家生物安全的顶层设计。2018 年 7 月，英国发布《英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强调尽全力使本国避免重大生物安全风险。2019 年 6 月，日本发布《生物战略 2019—面向国际共鸣的生物社区的形成》，提出加强国际战略合作，到 2030 年建成世界最先进的生物经济社会。

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3月2日，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情况时强调，“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非传统安全的战略视野，高度关注大规模传染病等领域。4月26日，《生物安全法草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继续审议，预计将于今年颁布。

2003年抗击非典成功后，我国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大幅提升，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已形成一定规模。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表明我国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特别是科技创新对突发传染病预防控制、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构建等支撑能力还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在底层基础性生物技术研发方面，合成生物、基因表达调控、代谢调控等相关技术亟待突破。在生物安全相关硬件和装备方面，我国生物实验室和防护装置核心设备也存在短板，正压防护服、生命维持系统、III级生物安全柜等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配套关键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此外，重症医疗设备无法自给，关乎患者生命的重症医疗设备如ECMO等大型体外生命支持系统，及其上下游原材料和核心部件的研发能力不足，相关产品尚不能实现国产化。

我国生物领域的协同创新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由于各大医院、高校科研院所、生物制品和装备企业等创新主体在日常经营业务中各有侧重，产学研合作效果不明显，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创新合力。在创新载体方面，生物领域缺乏实现实验室技术向产品技术转移的创新平台和中试系统，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体系缺失，产业发展的基础生物材料、生物技术基础较为薄弱等。第三方医学检测机构、影像中心、病理中心等提供检测、试验验证的公共服务平台还处于起步阶段，数量少，可提供服务项目较少。

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产品，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增强。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到，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我国生物安全治理中的应用还有待提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普及程度不足。现有诸多市区的公共卫生监测体系在数据收集、处理、分析使用等方面，大多沿用过去“定时抽样，每周汇总”等老办法，监测手段费时费力，结果时效性差且容易出错。

提升生物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对药物、疫苗、医疗装备相关核心技术产品的攻关。

完善生物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等创新载体建设。

提升生物安全治理现代化能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生物领域的融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