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分析师
全国警务人员和情报人员都在关注
所谓“情报”，并不仅限于敌对双方互相需要刺探的机密情报。异国情报是国家处理对外事务的知识基础，也是构成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相互认知及彼此影响的情感的因素。在传统的东亚诸国之间，每逢国际格局急剧变动的特殊时期，就会上演纵横捭阖的情报战，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下的世界。
与朝鲜不同，江户时代的日本与清朝之间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清朝入关时，德川幕府已经确立了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兼之明亡之后大量明朝遗民东渡日本，极力渲染清政权的野蛮残暴，很大程度上激活了日本朝野对于元寇袭来的历史记忆，使得德川幕府的反应非常激烈。而作为幕府御用朱子学者的林罗山(1583-1657)，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华夷变态》
林罗山之子林鹅峰(春胜)及其孙林凤冈(信笃)搜集、编撰而成的海外情报集——《华夷变态》，已表现出编撰者或者说是幕府的价值取向，即“明清鼎革”，已使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不复存在。日本以往闪烁其词的道统自立情节，自此化为以建立日式“华夷秩序”为目标的现实冲动。
日本对于明清易代的相关情报最初得自两个渠道，其一是来自赴日商船船员的口述，即所谓“唐船风说书”。《华夷变态》卷一收有题为“大明兵乱传闻”的风说书二则，一则署期为“申八月四日正保元年(1644)”，另一则署期为“酉六月三日”，内容是唐通事询问当时明朝灭亡及清军入关等一系列大事的基本情形。可见清军入关仅仅数月，消息即传至日本。而日本证实这一消息，则是由于上文所述日商竹内藤右卫门等人漂抵清朝境内的偶然事件。
日本为答谢朝鲜送还漂流人一事，派遣橘成税、藤智绳等二人到达朝鲜东莱府。二人向朝鲜官员透露，德川幕府当局认为清朝送还漂流人是向日本夸耀武力，而关白叔父甚至“欲赴援南京”，对马岛宗氏则居中弥缝周旋。其实日使系由对马派出，不免有虚张声势、市恩朝鲜之嫌，但德川幕府高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清朝攻占北京反应激烈，当是事实。而二使所递书契则甚为傲慢，“全无归美清国之语，而至以鞑靼国为言”，使得朝鲜当局十分为难，认为事涉不敬，难以原样“报知北京”。
但橘成税、藤智绳二人态度强硬，以书契系“皆出于道春之手，岛主亦不得改一字”(道春即林罗山)为由坚拒修改，反而借机向朝鲜东莱府使闵应协探问朝鲜与清朝的关系。当得知朝鲜臣服清朝之事实后，即出言威胁，“关白、执政辈以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师而来”。实际日使不过虚张声势，回到对马之后，似乎并没有向德川幕府当局报告朝鲜臣服清朝的事实。
不久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专门为清朝与朝鲜缔交之事诘问对马岛主， “此处则南、北京消息连续相闻，而岛主素与朝鲜相厚，一不通报，是何故耶……以漂民之事言之，则清国送于朝鲜，朝鲜转送于我国，朝鲜与清国，果非相好而然耶?大明时朝鲜为藩邦。即今贵国之于清国，亦如是耶?”此事可见日本对于明清易代之情报，已开始经由多个渠道极力搜集，而不仅仅是藉由对马倭使至釜山打探。
▲闯军
《华夷变态》卷一收有题为“大明兵乱传闻”的风说书二则，其中一则对于李自成事迹的记载颇异于中国史籍，兹引其局部并试译如下：
起义大将名为李自成者，乃陕西下辖延安府人氏，祖父官至兵部尚书，父亲在其幼年时期亡故。李自成二十八岁之时，正值崇祯七年，当年饥荒，大量百姓未能上缴赋税，因此延安府米脂县官衙逮捕百姓，加以为难。李自成见怜，代为缴纳逋赋，百姓悉免于罪。但崇祯八年又饥荒大作，米脂县衙因上年李自成代为缴纳逋赋，此次又勒令其缴纳。
李自成回复：上年鄙人顾虑百姓不便，因而出银缴纳，此次鄙人家计艰难，难以代为缴纳赋税。职此之故，县衙将李自成逮捕入狱，朝夕摧残。当时受恩之百姓商议，李自成身陷囹圄，莫保朝夕，皆因怜悯我等出银纳税之故，于是皆疾视县衙，一致欲救李自成出狱，以报前恩。乃集合百姓约四五百人攻取县衙，决然救出李自成。并因此人数渐增，遂成大势。
▲李自成
李自成《明史》有传，其他中国传世史籍亦不乏记载。综合各种记载可知，李自成出身贫苦，父祖亦未尝为官绅。李自成少年时期喜好枪马棍棒，父亲死后充当驿卒为生。崇祯元年(1628)很多驿站被裁撤，他因丢失公文，失业回家。同年冬季因不能偿举人艾诏之欠债，被后者告至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治其死罪，后由亲友救出。年底李自成杀死债主艾诏，并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至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不久便被参将王国提升为军中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
总之上引风说书所述与中国史籍记载出入很大。这份风说书末尾所署日期是“申八月四日正宝元年”，即公历1644年，这一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关节，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山海关大战、吴三桂降清、满清入关、南明建立等大事件接踵而至。可以想见，即便是当时的人们，在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也惶然不知所措，难以知晓诸多大事发生的前后始末。
如在“大明兵乱传闻”这则风说书后，有按语曰：“虽一直向唐人各各相询，然因他们是远离北京之人，十人便有十种说法，全无一致口径。”并且，在这则风说书后，又有一则署期作“酉六月三日”(1645年6月26日)，亦题为“大明兵乱传闻”。其中提到，“日本宽永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义军大将名为李公子者攻陷北京，崇祯自杀”。结合上文，可知明末民间曾广泛流传李自成不仅出身贵胄，而且仗义疏财，迫于官府淫威才被逼上梁山。
姑不论上述传闻真实如否，它起码反映了李自成在明清鼎革之际，一时曾深孚民望。《华夷变态》所记的李自成，与后来《明史》形塑的“流贼”，形象上判然有霄壤之别。当然，这并不是说李自成真就是所谓“李公子”，的确是堂堂大明兵部尚书之后。不妨先看看清初官修正史《明史》卷三○九《流贼·李自成》的一段记载：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振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妓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这段史料实际说的是李自成部将李信加入李自成义军的经过，而清初以布衣加入明史纂修行列的著名史家万斯同，在其私撰《明史》卷四○八《盗贼传·李自成》中对于李信事迹所记较详：
河南举人李岩者，大司马李精白子也。原名信，信以父阉党，思湔其丑，尝出粟千石活饥民，饥民德之，称李公子。会红娘子蹋绳妓也，重信，掳信去，强委身事信。信乘间归囚于官。红娘子来救，破囚，饥民之德之者，同时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乃杀令反，而信投自成，改名岩。
李信就是广泛见诸明清史籍记载的传奇式人物——李自成部将制将军李岩。综合史籍记载，若论才识将略，李岩在李自成麾下一群赳赳武夫之中，无疑显得鹤立鸡群。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本来已被督师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逼得走投五路，仅带少数部众自商洛山(在陕西东南)溃围轻骑间道奔河南。
危急关头正是李岩力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行均田免赋，编童谣处处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此种宣传在很短时间内就深孚民望，嗷嗷待哺的河南百姓纷纷投入李自成麾下。李自成军也从此一改流寇杀掠之作风，而决意问鼎中原。
但李岩似乎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李自成进京之后，对他日益冷淡，山海关之战大败后农民军自北京仓皇撤退途中，大顺丞相牛金星向李自成进谗言，言李岩有异图，李自成乃“令金星与岩饮，杀之”。李信的人生经历，是正统史书讲述功臣宿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类故事的极好注脚。
▲李岩与红娘子
李岩以贵胄之裔而见疑于官府，不得已投身事“贼”，胸怀远略却不遇明主，终于在小人攻讦之下含冤而死，所幸他有一位红颜知己红娘子，从而给他悲苦的人生增添了一抹暖色。如果把他的故事与上引风说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风说书所述，其实不过是将关于李岩事迹改头换面，唯独不见红娘子的事迹，并且年代稍有提前。实际上，根据中国史料记载，明末的江南地区曾长期将李自成与李岩误作一人，对此，出身明末南直隶无锡的计六奇这样提到：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间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岩也，故详志之。
可见自李自成起兵开始，当时江南地区的传言就已经将李自成误作贵胄公子，而非草莽匹夫出身，并且在李自成入京之后，此种传闻仍然广泛流传民间。而赴日商船多由江南滨海地区起航，将此传闻带到日本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如果继续追询下去，会发现历史的实相更加渺远难求。上引史料中屡屡提及李岩原名李信，乃明朝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对此，清代学者俞樾一再力辟其非，指出李精白出身于“河南颍州卫军籍”，且为“万历癸丑科三甲九十五名进士”，其子“李栩以贵游子弟，毁家纾难，为国捐躯……毅魄英魂，至今未泯”，与其父为人行止大相径庭，无疑是值得褒扬的忠臣义士，至于叛贼李岩则另有其人。
而明末曾亲身参加大顺军的河南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中则否认杞县有李岩其人，康熙《杞县志》中附有一篇《李公子辨》，也决然否认李岩是李精白之子，更断言杞县举人李岩实为乌有。
已故南明史大家顾诚曾依据上述史料，撰文举张李岩是封建史家出于丑化李自成的需要而捏造的人物，其说一度产生广泛影响。可是2002年河南博爱县唐村撰成于康熙五十五年的“李氏家谱”被发现，其中明确记载了李岩事迹，无疑又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目前看来，李岩实有其人当无疑义。
与李岩相比，李自成的事迹则争议较少。可是《华夷变态》卷一收有《抄录李贼覆史军门书》，其中亦有费解之处。根据该书末尾按语，可知它是李自成写给史可法的书信。此书是由到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持至日本，来历不明。
谢国桢曾提：“李自成覆史军门书、吴三桂檄文、朱成功献日本书、郑锦舍檄文……等数篇，皆为中土所佚。但有人疑李自成覆史阁部书为伪者。”细阅此书，确实有与多数史籍扞格难通之处。如其中李自成自述身世云，“孤本山东人，父业履，母织衽。二弟乘骏、乘虎皆读书，独孤屡试不遇”，不见于中国任何传世史籍记载。并且按语中有南明建立后“随即檄召三边。总制吴三桂歼降流寇，生擒元兄李闯，当即割肝祭庙，大快敷天”等语，无疑与书信内容自相矛盾。根据信中“能割荆襄一带以属孤，自此以往，奉昭代律令，万明朝(朝)历朔，有逆事即为外援，无事即为内镇，至便也”等语来看，则应是李自成为清军所迫放弃大顺旧都西安，南下襄阳、邓州之后，其时约在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二三月间，当时李自成迫于清军压力，确实有通过南明军阀左良玉(时驻军武昌)与史可法通书谋求联合抗清之可能。
可是李自成若在北京为吴三桂所擒，被“割肝祭庙”，自不可能复书史可法。但该信确与李自成南下襄邓后的历史情境若合符节。至于李自成自述“孤本山东人…… 二弟乘骏、乘虎皆读书，独孤屡试不遇”，或出于一种自我标榜和谋求和解之策略亦未可知。信中李自成自述“然初无图大之志，与天子抗礼。乃众公不亮，数上征伐之议，驱策百万之师，仓忙之际，无以逃命，始安志触天子之怒，勤明公之力，耗有限之帑金，杀无辜之赤子”，这是说崇祯十三年自商洛山(在陕西东南)溃围轻骑间道奔河南之后他才开始真正有问鼎之心，亦甚合情理。
信末按语提到吴三桂擒获李自成之事，在南明境内确曾广为流传，以至于史可法不得不上书弘光帝请颁诏以稳定人心，其无非反映了南明建立之初朝野急于复君父之仇的普遍心态，为此甚至不惜以“联虏平寇”为基本国策。在笔者看来，该书即为时人伪作，其史料价值亦不容等闲视之，至少其中有相当多的公道话，反映了当时的舆论对李自成有同情之处，也为我们今天认识李自成这样一个乱世枭雄提供了不同于官修正史立场的新视角。
从更长的时段(整个明清两代)来看，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明清对于“撮尔蛮夷”日本的关注。《华夷变态》等日本官方外交文献几乎细大不捐地记录着中国的种种消息(情报)，相形之下，中国对于日本似乎漫不经意。
尽管明代也曾迫于严重的倭患，有过短暂关注日本的时期。但大体说来，明清两代中国的异域记述，常常依赖于各种传世史书中诸如《东夷传》、《倭国传》、《日本传》等文献。
这些主要来自传世文献的知识陈陈相因，辗转沿袭，甚至还会掺进宛如《山海经》式的傲慢和想象。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清代后期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才有所改变。这一相互认识的不对称状况，如何给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乃至面临西方势力的冲击所作出不同反应，还需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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