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米

姐从老家给我们寄来了两袋冻米。回家瘫在沙发上，抓一把送到嘴里，时空就会嗖的一下穿梭回去。

每回老妈老姐说要带东西过来，大包小包一大堆，我都说不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山珍海味蔬菜瓜果哪一个在首都还买不到呢？老妈就说，你看蛋是自己家的鸡下的，菜是自己家种的，小鱼都是亲戚朋友烘干的，辣鸡翅膀到乡下收的，鱼丸子是伯伯舅舅家自己打的……这里面吃的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关心。你要说真有多喜欢吃倒也不是，就是偶尔体会一下用钱换不回来的念想，文化人管这叫乡愁。

冻米是其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百吃不腻五味杂粮，说不出来的感觉。冻米是我们老家的方言，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爆米花，不同的是，冻米真的就是大米打出来的，不是玉米粒。至于为什么叫“冻米”，我也没从谁那听到个所以然，有可能叫“洞米”，也可能基于拟声所以叫“咚米”。这种简单的美食是我们小时候最期待的零食，尽管没有奶油，没有暴甜，但是那一丝丝的甜味也能引爆我们的味蕾。

我觉得发明了冻米机器的人是个人才，我曾经想着这一定是华夏文明历史悠久的见证，从古代开始一代一代把手艺流传下来，可能是第五大发明。后来我看到了机器上的那个压力计，指针随着温度的变化动来动去，让我心里的幻想一下破灭了，带有“现代化仪表”的物品，就跟一个印着“北京欢迎您”的青花瓷一样，都是一件煞风景的事。

我印象里，排队打冻米的场景是很热闹的。一群人抱着一个脸盆或者桶，里面装着自己家吃的大米（可能是粮票换的也可能是自己家种的），小朋友们手里拽着几毛钱，满脸兴奋，充满期待的眼神，闻着一路的飘香先解着馋。那些大妈老奶奶们一起叽叽喳喳，说这家闺女找了个当官的，那家小伙子跟人打架了，很少看到有爸爸们在那排，估计是一家之主的地位不屑于此。排的队伍一般都是老长，为了不影响公共交通，通常打冻米的师傅都会选在一个肉食加工铺门口的那个小坪地上，那时也没有城管赶人，一片祥和。那个肉食加工铺就跟街头霸王游戏里对阵春丽的背景一模一样，对面还有牌馆，以及阉鸡的老师傅坐在门口，戴着老花眼镜，一根铜勺从割开的公鸡后背上探进去，拿出了什么动物器官，那些鸡也不挣扎也不叫唤，就那么趴着，眼睛睁开看着人来人往。

从小坪地顺着街过去不到200米，就是两颗成了精的樟树，豪迈地喊着“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打到了这里，把马系在了这两棵樟树上。然后它们活了千年，见证了太多历史，看到了起伏兴衰。它们变大了很多，需要十几个人合围才能抱住，也变老了很多，除了树根和树皮，里面什么都没有，从上面往里看，只看到黑乎乎一片空洞，奇怪的是每年春天依然发绿油油的新芽。

打冻米的师傅并不用叫卖，也不用宣传。一旦他把架子搭起来，把火升起来，大家就会自然的聚拢过来，然后一群人尖叫着辐射开来，就跟小蚂蚁一样把消息带给了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催着自己的父母拿米拿钱。即便没人通知你，你也不可能不知道，一来这时的香味顺着街道飘散开了，二来最关键的是师傅那一脚，“砰”的一声炸开，比我们买的鞭炮声还大，能够把你从床板上震到地下。每次师傅要踩那一脚，我们都把耳朵捂住，又害怕又想看，眼睛偷偷地瞄着那个如葫芦一般黑不溜秋的铁罐。每砰的一声响，我们就开心地很，因为这意味着队伍又往前挪了一挪，大家就把家伙往前踢一踢。偶尔我们能看到一声响后会有人骂骂咧咧，大概率是骑自行车的人被突然一吓给整摔跤了。

不同的师傅感觉并不一样，有些特别严肃，有些人总是在抱怨，有可能是家里生的女儿太多，为了生活奔波的他似乎感受不到快乐，只是想赶紧赚钱养活家里，再多生一个可能就是男娃了。我觉得大部分师傅还是比较快乐的，他们坐在一个交叉形状的特别特别矮的折叠小凳子上，左手抽拉着鼓风机，呼呼作响，吹着炭火跟着节奏忽亮忽暗，右手转着洞米的铁罐，眼睛盯着跟着旋转着的压力仪表指针。那铁罐转啊转啊，没转一下就感觉离幸福生活的距离又近了一步，温度每高一点压力每增加一点，也感觉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手不自主的加大了力道。没到火候他们就比较放松跟着我们闲聊生活的琐事，逗着大家伙玩，一看火候到了，把罐子对准着一个长长的网兜，网兜接着罐子的一头是用铁环和竹篓定型的大圆口，另一头是用绳子扎紧的软兜。师傅对着网兜口放进去，用一只脚踩着罐子，手上用一根铁棍压着，对着我们喊“走开点走开点……”，又是“砰”的一声，伴随着扑鼻而来热腾腾的香气，以及一片烟雾缭绕……师傅到网兜的另一头把绳子解开，把冻米倒进带过来的铁桶里，再又把绳子系上，开始服务下一个客人。

师傅接过了我们的米，倒进了铁罐子里，再倒入我根本看不清的约等于没有的糖精，把盖子盖上，在盖子的结合处抹上一些灰（哪怕上完了大学，至今我不知道用途和原理），把铁罐两端的铁棍驾到了两边半圆形的凹槽中，就跟烤羊肉串一般转了起来。我跟姐神气地抬起头，向世人宣告里面正在含苞待放的冻米是我们的，我能看到那些人眼里的羡慕嫉妒……不过几分钟，我们的神气时间就结束了。我总觉得别人的时间特别长，到我们这就是一会的功夫。还没来得及恼怒，看着一桶的冻米，我们伸手抓了一把，控制不住的相视一笑。

肉铺小坪地早已不在了，牌馆也不在了，阉割鸡的戴老花镜的大爷更不在了。街道变得整洁安静，围着两棵老樟树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公园。如果不是看到空洞洞的樟树，我完全无法认出那条街道，因为那只剩下了一条街道，没有了喧嚣，没有了家长里短，没有了我跟姐去帮老妈收摊时偷吃的场景。

我跟姐说，冻米还是很好吃，只是没有以前甜了，姐说她们说放糖的给小孩吃了不好，我就要他别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