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论文】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及影响

摘要:

[研究目的]通过分析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创立和前期发展的干预,继而促进基金会政治功能发挥的过程,有助于认识美国基金会的根本性质和运作方式,为我国处理与来华基金会之间的关系,保障国家安全环境的塑造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通过梳理DTPILLAR项目和亚洲基金会的档案资料、相关事实材料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从中情局介入亚洲基金会人员的选拔和培训、为基金会提供运作的资金和资源、参与基金会项目的开展和推广3个方面,分析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过程。

[研究结论]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深度参与在赋予基金会资源的同时,根本上促进了中情局在亚洲隐蔽行动的开展和美国亚洲战略的实现。同时,中情局的干预也使得亚洲基金会的独立性与中立性逐渐缺位,俨然成为美国国家战略实施的“工具”。

关键词:中央情报局;亚洲基金会;冷战;隐蔽行动;美亚关系;美国

中图分类号:D526;K1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22)03-0018-07

引用格式:景丽娜,唐小松.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及影响[J].情报杂志,2022,41(3):18-24,54.DOI:10.3969/j.issn.1002-1965.2022.03.003

引言

DTPILLAR是美国为加强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对抗共产主义力量,由中央情报局负责开展的一个项目代号,持续周期为1951年至1967年。在1951年,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借助该项目中情局出资并主导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自由亚洲委员会(CFA)。经过几年的探索,该委员会发现对“自由”的过度倡导让亚洲国家对其项目产生了怀疑,加之当时美国国内因素的影响,遂将自由亚洲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亚洲基金会(TFA)。1954年,亚洲基金会将总部设在旧金山,以国际性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身份“重新”出现。

亚洲基金会创立于冷战时期,受国际形势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亚洲基金会与美国政府部门的关系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认为亚洲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密不可分,而且在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心理战、文化战开展中发挥着工具作用,使美国的权力运作和行动实施更加隐蔽化,为美国赢取冷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供了力量支撑。

也有研究从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国家开展的援助项目为例,梳理和分析亚洲基金会在美国对亚洲国家外交中的作用,帮助实现攸关美国根本利益的战略追求。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对美国政府部门在亚洲基金会创立与前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相对较少,且没有充分阐明亚洲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官方的前缘,使我们难以对基金会成立的始末形成清晰的认识,这一主题的研究尚有值得深入展开的空间。

本研究正是基于各界对亚洲基金会与美国政府部门关系存在争议,以及学界对美国政府部门在亚洲基金会初创和前期发展中的角色和干预过程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而展开。研究以中情局的干预为核心,分析其在亚洲基金会创立与前期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就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在人员配置、资金支持和项目开展等方面的干预进行梳理,并就中情局干预的原因从美国在亚洲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中情局在亚洲地区隐蔽行动的开展和亚洲基金会地区导向的定位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论证,进而阐释亚洲基金会因中情局等政府部门介入而中立性缺失的过程,最后就美国政府部门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介入及影响提出一些思考。

1．中央情报局干预亚洲基金会发展的主要方式

亚洲基金会虽有承认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中情局间接的资金支持,但同时也强调其独立组织的身份。而殊不知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在资金、平台等方面的支持,是以其作为“政治战的武器”为前提的。中情局在基金会的人员选拔和培训、运作资金和资源、项目开展和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支持亚洲基金会运作的成熟和规模的扩大,并促进其政治功能的发挥。

1.1中央情报局介入亚洲基金会的人员选拔和培训

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人员配置的干涉主要体现在管理层人选的荐举,还有专业型人才的培训和储备方面。亚洲基金会的权力中心集中在管理层,基金会前几任主席大都与中情局保持着雇佣关系,如乔治·格林(George H. Greene)和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lum),他们均与中情局联系密切。据记录,首任主席乔治·格林是一个“具有GS-15级资历的参谋人员冶,他的当选得到了中情局高级官员的认可,在就职前格林虽辞去了中情局的职务,但仍接受中情局合同工的雇佣。乔治·格林的接任者是艾伦·瓦伦丁(Alan Valentine),他在任期内规范自由亚洲委员会的管理,制定了委员会管理手册、运作手册等,确保自由亚洲委员会的管理和运作能助力实现其政治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直到80年代末亚洲基金会的主席人选才脱离了中情局的背景。

中情局一般会给予自由亚洲委员会充分的自主性,只有在紧急状态下其行动才会受到中情局在亚洲地区站长的限制。当委员会的驻地代表与中情局的地区站长产生冲突时,中情局总部则会出面进行协调。1952年,美国国税局首次确认了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免税身份,为委员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红利和优势资源。中情局还利用自身的丰富资源支持自由亚洲委员会管理层人员走进亚洲国家,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发展情况,为其顺利履职做必要且充分的准备。在驻地代表的选择方面,中情局也倾向于选择对亚洲地区有充分了解的人士。例如,耶鲁大学教授饶大卫(David N. Rowe)在1954-1956年间任亚洲基金会台北办公室主任,他也有在战略情报局(OSS)工作的经历。凭借专业性和规范化的管理,加之政策方面的扶持,中情局还积极地支持自由亚洲委员会所从事的人才教育和培训工作,以使基金会的发展保留在最初设定的轨道上。

自由亚洲委员会发展前期拒绝同一切与共产主义有关的领导者、专家和重要人士的合作,而将海外华人,尤其是对美国态度友好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华人作为争取对象。同时还在海外华人中间寻找能够接受情报训练的人选,以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发展和活动的储备人才。所以,由自由亚洲委员会资助的友联出版社不光支持在港台地区、东南亚地区“落难知识分子冶生存问题的解决,还投入收集和分析大陆相关的情报,而且美国政府部门也经常采用友联出版社提供的所谓“匪情资料”。自由亚洲委员会还重视对东南亚华人群体的民主思想宣传和教育。美国官方还支持自由亚洲委员会在亚洲地区夯实民意基础,进行民主价值的推广。包括以香港为大本营,资助图书出版和组织活动影响海外华人,支持学生联合会和学生组织发展使青年学生接受西方人才培养理念的熏陶。

1.2中央情报局为亚洲基金会的运作提供资金和资源

亚洲基金会对外宣称其资金主要来源于董事会募捐和其他机构的资助,但实质上却是中情局等政府部门持续性资助的产物。DTPILLAR项目的相关人员在录用和知晓自由亚洲委员会是由中情局赞助成立的组织,并会在项目运作中提供资助这些事实前,需要签署一份情报和安全系统(I&SS)的许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也不允许承认自由亚洲委员会与中情局等政府部门的资助关系。为了掩盖中情局与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关系,中情局对委员会发展资金的注入往往通过较为隐蔽的方式进行。为感谢自由亚洲委员会管理层的配合和工作,中情局还为他们提供津贴和补偿,如从1951年5月起,委员会主席每年可获得3000美元的职位津贴,以此激励自由委员会主席做好本职工作,提升组织的声望和执行力。

为更隐秘地向亚洲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中情局还借助第三方操作和周转。在DTPILLAR项目预算中,设置了主席储备基金,规定从1957年起,每年提供30000美元以使自由自由亚洲委员会应对预算限制的约束。另外,中情局还在东海岸专门成立了亚洲基金为自由亚洲委员会募集资金,解决其缺乏可信度较高的资金来源的问题,而且亚洲基金从事的活动范畴、对募集到资金的支配均由中情局监管,以此保证自由亚洲委员会能得到资金支持和保障。

中情局借助DTPILLAR项目的推进和资源,促进亚洲基金会政治功能的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中情局尽全力促使DTPILLAR项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追求,并在法律和合规程序的约束下,不断地向亚洲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确保中情局所追求的目标能够顺利转化为现实。之后,鉴于亚洲基金会与中情局之间的联系被逐渐披露公开,亚洲基金会开始承认受到了中情局的资金支持,并承诺未来不再接受来自中情局的资金。但它仍能得到与中情局关系密切的其他政府部门的支持,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承诺会继续向亚洲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在197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还曾向国会寻求帮助,提出需要310万美元的资金解决亚洲基金会的部分预算和资金短缺问题,缓解因中情局提供资金渠道的披露对基金会产生的影响。

1.3中央情报局参与亚洲基金会的项目开展和推广

首先是自由世界思想的传播。罗伯特·布鲁姆坚持认为文化活动是赢取心理战的关键,提出美国应促进非共产主义文学的传播,帮助多元化的媒体扩散“自由世界”的新闻和故事片。其中对受众具有吸引力又能实现思想传播的电影,就是亚洲基金会起初的十来年投资最多的项目之一。在中情局等部门的支持下,以亚洲地区民众为受众群体,以亚洲基金会为行为主体,以电影为宣传手段,通过电影的联合创作、大型电影节的举办、电影发行活动的召开、电影讲习班的开展等强化。自由亚洲电台作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一个分支,被中情局视为远东地区行动的开始,还坚信该电台能够与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站在同一档位。自由亚洲电台通过在菲律宾马尼拉、巴基斯坦达卡(今属孟加拉国)等的转播站对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国家进行广播,并在日本设立分支扩大广播范围。“亚洲赠书”项目在1954年开始时规模较小,接受的国家并不多,但现已成为世界赠书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中情局还参与亚洲基金会针对海外华人的图书宣传工作,使基金会通过资助成立友联出版社和亚洲出版社等机构,出版发行与美国政治文化相关的图书。

其次是美式价值观的推广与美亚关系民意基础的夯实。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初创成员本身就代表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共存,自由亚洲委员会对其他国家团体的不同政治立场不会选择性站队,但会倾尽全力支持为实现国家独立而反对暴政、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团体,这是委员会对民主政治和自由追求的基本表态。中情局支持基金会向亚洲地区捐赠的图书内容也多涉及自由市场和自由价值的追求,通过自由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帮助亚洲国家了解美国政治文化。另外,中情局参与的亚洲基金会支持加强亚洲当地社会组织促进政治改革、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项目和活动等,大部分也同美国在亚洲国家的民主人权观念推广高度契合。

最后是政经领域的援助与情报信息的搜集。亚洲基金会的援助取决于亚洲国家的需求,包括提供赠款、咨询团队、用品和设备及其他物资等。如亚洲基金会甚为重视农业和农村社区的建设,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民主种子”项目,致力解决农民的发展和社区建设。在该项目开展中,亚洲基金会还与美国—亚洲男童军、女童军、妇女俱乐部、青年商会等志愿组织进行合作,加大对亚洲国家农村发展的援助。信息与情报的搜集和对外宣传是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国家展开工作的核心之一,基金会驻亚洲国家的代表们在正常履职过程中,为中情局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例如,在1954年6月,行动办公室制定了信息传播的程序,并发布达卡政治发展和日本学生发展的报告,在自由亚洲委员会提供的情报信息的基础上,还发布了缅甸政治局势发展报告。

2.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干预的原因

亚洲基金会对外一直以私人基金会著称,称亚洲基金会是由一群富有远见的美国公民基于对亚洲浓厚的兴趣、杰出的个人成就和奉献公共服务事业的志向而成立的。但这段介绍忽视了亚洲基金会创立的深层次动力及其价值取向,尤其是官方层面的背景。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干预的根源在于美国在亚洲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中情局在亚洲地区隐蔽行动的开展和亚洲基金会地区导向的优势。

2.1美国调整在亚洲地区的战略部署需要非官方力量的参与和配合

美国在二战后为配合其全球战略、争取意识形态斗争的优势,加大了对亚洲地区的战略关注,并相应地调整了针对亚洲地区的冷战政策。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文件,指出:“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斯大林分子和中国其他分子之间的任何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出现干涉的迹象。在适当的时候,应利用隐蔽和公开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需要强化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性,中情局是美国冷战的主要行动机构,而自由亚洲委员会成立正是中情局基于美国对亚洲战略的调整采取的积极举措。

美国的亚洲战略为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导,其中亚洲基金会的章程就很有政治意味。章程规定,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宗旨在于促进和帮助亚洲国家的个人和民族争取自由的事业;间接或直接地支持、协助与自由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并通过一切可用的手段传播相关信息;支持亚洲国家非共产主义者、非极权主义者实现个人和国家自由的理想等。更为直观地讲,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创立就是美国为了在中国和朝鲜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后,寻求新的方式保持和扩大私人层面与亚洲国家民众的联系与接触。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宣传从新闻署到行动协调委员会,再到中情局,都将自由思想的传播视为使命。

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目标既要消除苏联的影响,还要支持对美友好国家的和平稳定、发展与进步。自由亚洲委员会作为支持独立与自由的非政府组织,使中情局等美国政府部门能很好地借助基金会的身份掩护其战略攻势,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基金会在东南亚与大部分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作家建立了联系,并在汉语文化作品创作方面进行合作。可见亚洲基金会可发挥作用于美苏冷战的战略竞争中,并能够为中情局等政府部门努力实现美国的战略追求做出贡献。

2.2中情局在亚洲隐蔽行动的开展需要拓展灵活多元的渠道和平台

隐蔽行动是“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特殊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也是“美国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对中情局而言,创立自由亚洲委员会能够满足其因冷战形势发展借助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秘密宣传活动的需求。根据档案记载,DTPIILAR项目于1951年2月7日获得批准,除对项目本身所作的规定外,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条件。项目财务管理计划于1951年4月17日正式得到批准,其实施由中情局的政策协调办公室负责监督和管控。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亚洲委员会是因势而创,作为非盈利、免税收的工具性组织,自由亚洲委员会能够为中情局在亚洲国家的隐蔽行动发挥作用。

随着自由亚洲委员会取得的快速发展和阶段性突破,也得到了多数亚洲国家的接受和尊重,并为中情局在亚洲国家的战略实施创造了相对积极的环境。莱斯特·M·萨拉蒙将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两者间的关系分为两种范式:“竞争范式和伙伴范式”。美国基金会也不例外,部分基金会发展成政府部门介入世界事务的工具,受国家利益和权力追求的驱使,政治道德和原则的践行这两种力量的牵引在其他国家开展援助和发展项目。具体到亚洲基金会与中情局,虽然一直被基金会官方和美国政府掩盖或者否认,但已有的档案资料和记录能充分证明,中情局通过深度支持和干预基金会的创立与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其在亚洲地区的隐蔽行动开展。

五十年代亚洲地区的政治环境还不容许中情局直接采取宣传和情报搜集,因为亚洲国家的民众对外部势力的介入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提防。亚洲基金会本着关注亚洲地区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宗旨,为中情局在亚洲国家的隐蔽行动提供了很好地掩护。况且中情局一开始对亚洲基金会的定位就是“实施心理战的工具”“开展秘密行动的工具”,中情局通过对亚洲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影响亚洲基金会的政策目标、宣传走向,鼓励亚洲基金会参与心理政治战、进行情报搜集和传递,并帮助落实中情局和国务院的行动计划。这也是中情局大力支持创立自由亚洲委员会的根本原因,而且从发展层面,中情局也极力确保能主导基金会的方向。即充分利用亚洲基金会为平台和渠道,打通中情局在亚洲隐蔽行动的局面,以维持中情局在美国亚洲冷战中的重要地位。

2.3亚洲基金会地区导向型定位的发展积累了实操经验和信任基础

弗兰克·埃默森·安德鲁斯将基金会定义为“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自有资金,并由受托人或董事会负责运营,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社会、教育、慈善、宗教或其他服务于公共福利的活动”。因为基金会的非政府组织身份能够提供很好地掩护,才可使其从事政府部门无法涉及的事务。亚洲基金会将自身定位为一个独立的、由公众支持的、资助型的非政府组织,它在亚太地区多个国家开展项目运作,并在其中一些国家设有驻地办公室,能够为中情局等政府部门在亚洲地区的驻地活动提供协调。

亚洲基金会理事会制定的基本行事原则包括:相信亚洲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权发展符合当地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现代化需要的本土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亚洲基金会以实际需求出发制定的项目计划,满足了亚洲当地的发展需求,更为亚洲基金会赢得了立身之本并夯实了民意基础。亚洲基金会通过主动地接触和融入亚洲国家的社会发展,也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官方活动建立了信誉基础、知识基础和工作网络,这也造就了它本身的不可替代性。《亚洲基金会法案》于1983年11月正式成为一项法律,标志着美国国会正式承认亚洲基金会在亚洲的地位和作用,相信基金会能够在促进亚洲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支持美国在亚洲地区长期的利益追求。亚洲基金会对发展方向的定位也是中情局选择深度参与和干预其发展的动力,因为这样才能实现基金会利用价值的最大化。

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的项目开展,与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发展援助计划密切合作。例如,亚洲基金会与国际开发署合作开展亚美交流项目。在1980年,亚美交流项目约有135个受赠参与者,到1987年,每年大约有800名受赠者参与,其中大约有300人参加了合作伙伴计划。这些人不仅包括学生,还包括中层专业人士、政治领导人和内阁部长等。亚洲基金会还积极拓展与其他基金会的合作,卢斯学者项目就是其一,在1974年至1988年,亚洲基金会共为225名积极进取、成就导向型的(美国)学者提供了在东亚和东南亚进行专业实习的机会。这些实习经历使学者们能够与亚洲著名的机构和个人建立联系,并拓展他们的专业知识,加深对亚洲地区的了解。亚洲基金会立足于亚洲地区现状和需求,深入到当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与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大型基金会开展项目合作,使其地区导向的优势更加凸显,也体现了其独特的价值性所在。

3.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干预产生的影响

中情局的战略目标是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迅速打开局面的方向标,中情局的工作网络和丰富资源则是亚洲基金会能够在亚洲地区迅速扎根发芽的支撑点。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创立和前期发展的干预,不论是对美国亚洲地区战略利益和追求的实现、中情局隐蔽行动的开展和持续深入,还是亚洲基金会项目运作和影响力提升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3.1捍卫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追求
冷战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即“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使其“变成了一场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一场信奉上帝的自由世界人民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爷的自卫战”。为此,美国极力争取并培养反共势力,因为心理上的争夺也是冷战对峙的重要部分,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理念上的博弈。作为一种无形的存在,它“可以直抵对方的国家之内,又没有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并且很难被防御”。DTPILLAR项目致力于通过私人团体、私人机构的活动对抗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愈来愈强的影响力,通过提供更多的机会帮助亚洲人民凭借自身努力和民主的方式实现合法化的目标追求。亚洲基金会借助中情局等政府部门的平台和资源,促进了亚洲国家新青年领导者的培养,并强化了当地民众对自由、民主文化和理念的认知,以此作为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亚洲基金会所做出的反共努力促成了美国在亚洲反共战略的落地实施,并极力维护着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追求。

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的支持和干预使得亚洲基金会发展迅速并有效地服务于美国的战略追求,基金会的运作采取了与美国政府多部门协调,盘活多样化资源和平台的方式。跨部门合作的模式既是亚洲基金会发展的资源和动力,也是美国政府部门实现亚洲战略追求的重要途径。像美国大多基金会的慈善事业有美国政府部门直接或者间接的介入,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政府部门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支持和介入,也正是以实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为基本出发点,借助亚洲基金会的渠道、平台和资源维护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利益。

中情局和美国国务院对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工作和价值也给予了肯定,认为自由亚洲委员会可以做很多实质性的活动,并且这些是不能通过美国新闻总署或其他项目实现的。所以,自由亚洲委员会理应得到充分的支持和相对的决策权,不过前提是自由亚洲委员会的一切活动不能与新闻总署和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的活动相冲突。

3.2实现了中情局在亚洲地区隐蔽行动的开展和持续深入

隐蔽行动被称之为介于正式外交和战争之间的第三选择。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我们需要一个情报机构,在某些复杂的情况下,能够在不适合军事行动、外交无法运作的灰色地带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自由亚洲委员会充当了中情局施行心理战的工具,为政策协调办公室的活动提供掩护,通过项目活动在亚洲国家培养对美国友好的力量,鼓励当地与美国政策目标相向而行的政治、青年、劳工、宗教等组织的发展。而且,亚洲基金会所提供的内容丰富的项目报告涵盖了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主题,驻地代表也通过亲身经历就亚洲当地条件和社会环境做了深入分析。这些报告类的资料为中情局的隐蔽行动提供了丰富的前期资料和素材,也为其隐蔽行动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参考。

自由亚洲委员会成立的根本目的也被美国官方层面定位为满足美国在远东灰色心理战的需求,使美国政府部门能够通过利用自由亚洲委员会有效开展隐蔽行动。因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创立是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灰色心理战的载体而存在,当然,自由亚洲委员会对隐蔽行动的参与均以经过华盛顿总部的同意和中情局的协调为前提。隐蔽行动的本质在于以秘密干涉他国事务的方式寻求实现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包括政治咨询与建议;对个人的资助;对政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对私人组织的支持;秘密宣传;人员的秘密训练和交流等。而这些内容在亚洲基金会的项目开展中均有涉及,中情局的主导和支持也使得亚洲基金会对隐蔽行动的参与更具针对性,相应的效果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介入和支持,为其隐蔽行动的落实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而亚洲基金会的非政府组织身份也使中情局的行动在其项目的掩护下更为深入隐蔽。1953年,法菲尔德基金会和美国驻巴黎办事处停止了对美国委员会的资助,导致美国委员会的发展和活动出现了资金缺口,在悉尼·胡克、索尔·斯坦因和诺曼·托马斯等人对中情局的游说之下,中情局通过亚洲基金会捐助了4000美元,用以支持美国委员会的进一步运作。在1966年,为帮助美国中心举办好1966年的第34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中情局调动了“全部秘密武器”,其中就包括通过亚洲基金会、自由欧洲委员会等组织为大会的顺利召开提供部分的经费支持。而通过亚洲基金会为秘密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既能掩盖支持资金的真实来源,又能使中情局的主导性得到充分体现。

3.3促进了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的项目运作和影响力提升

中情局的支持干预促进了亚洲基金会在当地社会的深根细作,推动了基金会在亚洲地区项目的进展。虽然两者的互动关系呈现出相对的不平衡,亚洲基金会偏向过度依赖中情局导致了亚洲基金会独立性、中立性的弱化,但这种互动模式在根本上也促进了亚洲基金会的前期发展。以战后亚洲地区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需要内生动力的驱使,另一方面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为背景,自由亚洲委员会在中情局的支持下致力于通过在亚洲地区活动的开展,与亚洲国家的民众建立友好联系,增强自由世界人民的平等感;与亚洲国家的民众共同努力,实现亚洲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与亚洲国家的民众合作,抵抗共产主义势力的影响;实现亚洲地区民众作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代表,表达当地社会发展的诉求。亚洲地区实现发展和繁荣、自由与民主是亚洲基金会自诩的使命,中情局的深度参与和资助使得基金会为亚洲地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受到了部分亚洲国家政府、社会和个人层面的赞誉。

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的发展中所扮演的功能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以东南亚地区为例,王梅香从权力中介者的视角出发分析亚洲基金会在东南亚文化权力宣传中权力运作的多重性,指出基于非官方色彩和民间组织的特征,亚洲基金会在权力运作中经历了从经费赞助者,到政策辅助者,再到政策介入者的转变,中介了官方民间组织、政治与文化和生产与消费,使得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南亚的权力运作达到双重隐蔽的效果。可见功能的转变和介入的深化是亚洲基金会影响力强化的关键,而且亚洲基金会在促进亚洲国家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民众对基金会的认可。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过十多年发展的亚洲基金会在美国国内和亚洲国家均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亚洲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及资金来源等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1967年3月22日,在华莱士·特纳(Wallace Turner)为《纽约时报》专门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亚洲基金会作为独立的慈善组织接受中情局的资金支持,直面披露了中情局与亚洲基金会的内在联系。1967年7月,根据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的建议,经约翰逊总统的批准,由中情局秘密支持亚洲基金会发展的DTPILLAR项目终止。文件规定自1967年7月31日起,亚洲基金会的一切责任,包括法律、道德、负债及承付款项,均由董事会全权负责,且董事会需向中情局保证将延续现有的政策和利益领域及职能和程序。当然,DTPILLAR项目的终止并没有宣告亚洲基金会的解散,该项目的结束也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参与,因为中情局依然可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亚洲基金会。另外,DTPILLAR项目在运营期间搭建的工作网络、合作平台、互动机制等也能保障亚洲基金会继续履行它的使命,并发挥其政治功能。通过与官方与非官方的合作募集资金和拓展渠道,促进亚洲地区政府治理改善、社会经济发展、对外合作开展等。

4.结语

从中情局为亚洲基金会所提供的支持和对基金会发展的深度参与可见中情局在基金会的创立、前期发展以及影响力提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亚洲基金会也付出了相应的“回馈”,促进了中情局隐蔽行动的开展和情报信息的搜集等,而且双方的依赖与合作关系在基金会前期发展阶段成效显著。从历史的发展和现阶段的进展可见,亚洲基金会凭借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在亚洲国家所进行的项目和活动,有助于实现美国政府部门无法直接参与其中,但又攸关美国在亚洲战略利益的事务。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美国影响力的延伸,为美国基金会对外项目和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美国基金会的对外活动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慈善、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加之美国基金会与中情局等政府部门在对外项目合作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积累,基金会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互通机制相对更加成熟,使得基金会对美国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实施、评估等的参与程度更深。将亚洲基金会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分析其项目和活动与美国亚洲战略实施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亚洲基金会借助身份的隐蔽化、运作的当地化、项目的多元化和影响的持久性等优势,在亚洲国家进行美式价值观的传播、民主政治改革的实验,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亚洲战略的落地实施。探讨亚洲基金会在美国亚洲地区战略实施中的功能发挥,能够充实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驱动因素的研究,认识多元主体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未来期望能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以上议题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实现以点带面地认识美国基金会在发展中国家的运作和影响,包括在中国的运作情况,进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处理与外国来华基金会之间的关系,在创造合作基础和提供便利的同时,对基金会隐藏的深层政治动机和目标保持高度警惕,保障国家安全环境的塑造。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景丽娜,女,1992 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外交、非政府组织、美国与东南亚等;

唐小松,男,1966 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国对外战略、国际关系理论等。

文章来源：《情报杂志》第41卷第3期 2022年3月 

文章下载地址：http://www.qbzz.org/#/digest?ArticleID=5772

DTPILLAR项目资料在线浏览地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DTPILLAR/DTPILLAR%20%20%20VOL.%201_0001/

中情局和亚洲基金会被窃取的历史：

https://www.muckrock.com/news/archives/2017/nov/02/taf-1/

亚洲基金会

https://asia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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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情报论文】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