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 |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论》

■号称有非凡能力的美国情报机构，与美国决策界有着怎样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明暗关系？在全球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背后扮演怎样的角色！？

■30年资深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罗杰·Z.乔治的首部中文版专著，美国国家情报专业经典教科书！

罗杰·Z·乔治

美国中央情报局顶级情报师

罗杰·Z．乔治 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博士，西方学院政治学学士。曾在西方学院、佩珀代恩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安全研究项目教授情报和国家安全课程。2009年至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战争学院的国家安全战略教授。在30年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生涯中，任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政策规划人员及欧洲国家情报官。与詹姆斯·B．布鲁斯（James B. Bruce）合著《分析情报：国家安全从业者视角》（第2版），与哈维·里希科夫（Harvey Rishikof）合著《国家安全事业：迷宫导航》（第2版）。

陈刚教授

领衔翻译

       陈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家安全与反恐怖、公安情报学、信息化侦查及大数据侦查。公安部刑侦局特邀专家，全国公安高等教育教学名师，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警察协会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出版个人专著3部；主编国家级、省部级规划教材及合著类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科研项目20余项。

       王诺亚 法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学、刑事侦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篇，发表会议论文3篇，撰写决策咨询报告2篇，出版合作专著1部。获得省法学会奖励2次。

 

任惠华 李双其 胡向阳 许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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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推荐

[美]罗杰·Z·乔治（Rozeer Z.George）  著

陈刚 王诺亚 等  译

书号：978-7-5130-8969-2

定价：1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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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系美国国家安全情报经典教材，深度展现美国情报界与国家安全界的主要架构及其互动过程，阐述情报在治国方略中的多面角色。作者从情报的基本理论、历史沿革、组织机构、情报业务等维度勾勒美国情报界，概述战略情报、预警、情报支持、隐蔽行动等主要情报活动的形式与动态，并从国家安全机构演变、管理策略、规范问题等方面阐述美国庞大的国家安全事业体系的构成与运行机理，从中再现情报与政策、情报与民主等诸多深刻矛盾。本书纵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珍珠港事件、冷战时期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时代“9·11”事件等核心线索，深入挖掘和解析一系列大跨度历史案例背后的情报斗争。特定事件中情报的成败得失或许是一时的，但事件所串联起的情报历史却足以反映共识和规律。作者认为，虽然情报永远无法完美，但其为国家安全事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且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译者序（节选）

我国情报研究素有“域外引进”的传统, 情报理论受美国方面的影响颇深。在本土探索之外, 大规模、成体系地引入发达国家情报著作, 不仅为国内研究提供参考素材和理论养分, 亦是窥测国外对手情报历史、业务、组织、规范等的重要渠道。这一传统形成的部分根源在于, 情报、国家安全决策就其一贯运行过程而言, 在潜移默化的保密文化中刻意地与公众保持着距离, 学界亦苦于研究资料的限制而难窥全豹, 面向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的服务功能更是受到减损。可以说, 域外研究虽行之有效, 却出于无奈。基于现实考量,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高精尖学科成果出版专项” 的支持下, 我们试图通过译介《美国国家安全情报论》一书, 将美国情报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引入国内, 以期为国内研究尽绵薄之力。

在漫长的演变历程中, 美国情报界与决策界内部形成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晦明变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左右着国际政治以及国内情报体制、民主制度等的走向。梳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曲折脉络, 无疑对叙事者提出了严苛的要求。罗杰·Z. 乔治教授的《美国国家安全情报论》独辟蹊径, 以情报与政策关系为逻辑主线, 全面、细致地勾画美国情报界与国家安全界的主要架构,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宏大的、横跨两界的国家安全情报图景。一方面, 作者以情报为起点, 从基本理论、历史沿革、组织机构、情报业务等维度, 勾勒出美国情报界的现实面貌, 并重点阐释了传统的情报循环及与之区别的以分析师为中心的情报过程, 概述了战略情报、预警、情报支持、隐蔽行动等主要情报活动的形式与动态。另一方面, 作者又从国家安全出发, 从机构演变、管理策略、规范问题等维度, 以穿插方式凝练地概括了美国庞大国家安全事业的体系构成及其运行机理, 情报与政策、情报与民主之间的诸多关键问题得以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珍珠港事件, 到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 再到后冷战时代的“9·11”事件等, 一系列大跨度的典型历史事件在作者的旁征博引中向读者充分展现国际政治的波谲云诡与国际历史的曲折变迁, 其背后的情报斗争则作为核心线索得到深入挖掘与细致剖析。

正因如此, 本书不仅为普通读者了解国家安全情报提供了一扇窗口,同时也为研究者、决策者提供了宝贵而翔实的借鉴素材。可以说, 本书兼具资料价值、理论价值及政策价值, 其译介与引入意义丰富且深远。然而, 值得读者警惕的是, 国家安全情报并非价值无涉的纯粹客观知识, 相关著作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入历史评价、政治见解等个人认知因素实属常态。为使译著符合国内出版规范, 译者秉承忠于原著的精神做了尽可能小的调整和处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者所书内容离真实的历史或许尚有差距，也与我们的判断存在一定差异，其对特定国家的评价并不代表译者和任何机构的观点。敬请读者在阅览本书时保持独立判断与批判立场。本书被介绍至国内, 不仅得益于原著作者在美国学界、情报界、政界的丰富经历及其在著作中倾注的辛勤, 同时也有赖于我的翻译团队。韩娜、李媛、陈雨楠、王诺亚等师生各自承担了部分章节的翻译及审校工作。西南政法大学胡尔贵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谢晓专教授，对译稿进行了通读和审阅，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责任编辑庞从容从出版的角度全程参与并指导了本书的翻译工作, 在此特别致谢。

原著涉及大量国际政治、历史、情报方面术语, 部分尚无通行译法, 本书囿于时间与水平, 给出不成熟见解。若有疏漏, 敬请同行及读者指正。

谨识于木樨地高警楼

2021 年5 月25 日

目录

（下翻查看完整目录）

部分书摘

（下翻阅读）

情报包括所有这些消息来源, 人们进行收集以充分理解复杂问题。情报方法结合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成功地定位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从间谍和对被拘留恐怖分子的审讯中获得的人力情报被用来确定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镇的可能位置。图像提供了他的居住场地的详细情况, 而通信拦截则被用来确定与本·拉登进行联系的人以及巴基斯坦官员对场地内活动的警觉程度。任何单一的情报来源都不足以定位本·拉登并确认其身份。即便如此, 参与者也事后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百分之百肯定本·拉登在那里。但综合所有的情报来源, 人们更加相信这就是本·拉登的藏身之处。通常, 良好的情报依赖于秘密情报、技术情报甚至开源情报的结合, 以便让分析师和决策者对某个重要主题或目标有更全面的了解。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论》第14页

第二个风险是间谍和情报方法被曝光或丢失, 往往会带来政治、经济和个人代价。身处海外的美国情报官员冒着暴露的风险, 如果他们被外国政府发觉还会面临驱逐甚至可能是监禁的风险。许多情报行动都是脆弱的, 因此必须通过良好的行动安全措施加以保护, 这也是情报的一部分。保护美国间谍和情报方法(通过反情报) 通常需要到渗透外国情报机构(反间谍) 以确认美国情报行动是否陷入危险。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曾曝光包括秘密收集行动在内的大量机密情报, 已经危及或终结了一些饶有成效的反恐情报来源。其中许多可能是不可替代的且现在已被其他敌对主体利用。此外, 曝光行为还损害了美国在盟国中的声誉, 并导致在某些情况下, 盟国情报部门不愿与华盛顿合作。进行反情报和反间谍活动也会带来风险。当美国招募外国情报官员的活动被揭露时, 不可避免地会对有关情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据多种新闻来源称, 中央情报局在2014 年曾试图招募一名德国情报官员, 这导致德国发出谴责并要求驻德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离开德国。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论》第16页

1973 年埃及袭击以色列（赎罪日战争）

与前一个案例不同的是, 1973 年10 月埃及在赎罪日期间袭击西奈半岛,以色列和美国情报机构完全措手不及。1972 年和1973 年初, 出自良好人力和信号情报来源的预警使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动员, 而埃及也没有发动袭击。根据有关埃及战争计划的高质量情报, 以色列情报和军事官员推断, 只要埃及缺乏足够的防空系统以抵挡以色列强大的空军, 埃及就不会发动攻击。因此,虽然埃及军队当时正准备进攻, 以色列官员却允许士兵回家度假。由于采纳了以色列关于不会发生战争的分析, 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也彻底错误。这则消息是在10 月6 日上午传达给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的, 当时西奈半岛的袭击刚刚开始。

官方对此次预警失败的事后调查发现, 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埃及对其进行的大规模演习的出色隐瞒, 还在于以色列和美国乐观假设埃及不会发动一场它无法赢得的战争。许多评论认为, 这种假设弱势埃及部队没有能力攻击以色列空军基地或防御以色列空袭的“观念”, 加上过去被视为“虚假预警”的埃及袭击, 使得以色列军队没有再次被动员。这些决策导致以色列几乎溃败及随后对其情报部门进行的重大改组。此外, 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析师未能理解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 的战争动机: 他并不认为自己会赢, 但他可以对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和安全感造成严重打击, 从而重新获得外交主动权。赎罪日战争也警示美国, 过分依赖外国政府的评估可能是危险的,这一问题在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再次出现。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论》第157页

后来佩洛西声称她在审讯技术的性质和程度方面受到了欺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她声称从未被告知过水刑, 而这一说法遭到了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强烈反对。更宽泛地说, 这场争议不只引发了对仅向少数国会人物而非全体委员会通报情况这一做法提出了异议, 而且还表明, 除非国会监督委员会成员向中央情报局官员直接提出问题, 否则不能相信他们会自愿提供信息。总之, 事实证明, 情报监督职能难以确保对有道德、法律疑点的计划进行适当的审查。

2005 年秋天秘密监狱计划被泄露给媒体之前, 大约有十几种强制技术一直在使用。虽然从未被完全披露, 但它们大致包括隔离、压力姿势、假处决、猛扇耳光、感官剥夺、饮食调整、极端温度变化、脱衣服以及三起水刑。该计划在2005 年被曝光后, 布什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被迫考虑调整, 戈斯局长则在2005 年底暂停了这些技术的使用。2009 年晚些时候, 奥巴马总统更进一步通过行政命令禁止了这些强制技术, 迫使美国的任何审讯必须遵循现有的美国《陆军战地手册》(Army field manual), 该手册明确禁止水刑等强制手段。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论》第283页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情报分析师）：重点推荐 |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