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利奇才_美国中央情报局科技分局内幕》(3)

著者: [美]杰弗里·T·里彻尔森
译者: 曹化银 周遵友 张帆

本书主要讲CIA科技分局的往事。本来我是当成历史侧影去看的，结果通篇充斥着官僚体系斗争，你要说这不是CIA科技分局，换成任何一个身边能看到的体制内机构或什么企业，那些斗争就再普通不过了。有些鸡肋，抛去办公室政治那一堆，只有不多的有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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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3 几个月后，在5月下旬，该计划差点暴露给公众。在一次例行的训练飞行中，由于空气速度指示仪发生故障，飞行员肯尼斯·柯林斯的飞机失速后失去控制，他不得不从机舱内弹出，而飞机坠毁在犹他州的温德奥韦尔以南14英里的地方。柯林斯没有受伤，飞机残骸在两天后被找到。同时，飞机坠毁现场的人员身份被加以确认并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开着一辆小型货车到达飞机坠毁现场附近两位农场主被告知这架飞机上带有原子弹，这使他们不敢再往出事现场靠近。新闻界得到的是一个掩盖此次事故的虚伪说法，即这架坠毁的飞机已经不再是一架秘密的F-105战斗机。

P106 技术服务处经常从事一些与科学不太沾边的活动--比如雇用妇女出版一本《情妇手册》，指导妇女如何勾引男人(可能比喜剧演员教唆他人“卖弄风骚”还要详细)或者收买俄罗斯信使，希望以此获得颠覆苏联的计划(相反，结果倒是搭上一只装满25万美元的手提箱)。

P108 科学情报处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核计划。据卡尔·韦伯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谜，幅员辽阔，少为人知，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国家”。就在一年前，1964年10月16日，中国大西北的罗布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次核试验不仅毫无疑义地显示了中国具有核力量，而且也突出表明科学情报处对中国核项目的分析存在缺陷。

从1963年8月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期间，科学情报处一直忙于分析中国加入核俱乐部的意义，因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及其顾问们对此尤其关心。他们已经考虑了多项选择方案--包括帮助印度研制原子弹(确保亚洲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或拉拢苏联，美苏联合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预防性打击。第一个选择方案被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否决，第二个方案被尼基塔·赫鲁晓夫推翻。

P110 1963年3月和6月拍摄的“兰州气体扩散厂”(1959年的空中拍摄曾第一次发现这个地方)的图像显示，在其附近建有一个水电站，设计这个水电站的用意在于向兰州供电。图像还显示，兰州和一个热电厂之间有一些运输线。分析人员认为，即使是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兰州也不可能在1966年以前生产出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铀-235，而1968年和1969年之间更有可能。分析人员所不知道的是，1962年末，中国负责核计划的第二机械部已经指示兰州，在1964年初生产出足量的制造原子弹的铀物质。

分析人员错误地把包头当做钚生产设施所在地，错误地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以钚作为燃料，所以他们认为最乐观的估计是在1964年末或1965年。但是，他们又补充说，也存在另一个未被发现的钚反应堆的可能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意味着“中国人将在任何时候第一次爆炸原子弹”。

P111 几个月后，“政策规划处”处长沃尔特·罗斯托要求规划处专家罗伯特·约翰逊研究以武力遏制中国核计划的可行性。约翰逊的结论为“首先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取的”，部分原因是，美国还未确认所有的相关目标。

P113 我们认为，罗布泊的证据表明，试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他们也没有把话说死，最后还说：“我们认为，核试验将在未来6到8个月内的某个时候进行。”

未来6到8个月的时间当然也包括第二天--10月16日，中国宣布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0月20日，一颗“科罗纳”卫星拍到了地面上的一张照片，照片清楚地显示了爆炸时的情景。就在同一天，“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格伦·西博格告诉一次总统内阁会议说，经过对放射性碎片的分析后证实，原子弹使用的是铀物质，不是钚物质，“这枚原子弹比我们在广岛投下的那一颗更为复杂。”

包头的那个设施根本没有在第一颗原子弹的建造中发挥作用。后来，该设施负责将氧化铀转化为四氟化铀。1967年，玉门的设施被证实是一个钚反应堆，中国在第二年爆炸了一个钚弹。中央情报局内部刊物《情报研究》的一篇文章总结说：“我们事先也想到中国很可能采用那种方式，但是却没认真考虑这些方式。”正如惠伦所言，科学情报处和中央情报局已经“坐失良机”。

P131 1965年，印度政府允许中央情报局在喜马拉雅山楠达德维山主峰上安装一种仪器，探测来自中国双城子导弹基地的遥测信息，这种仪器是电子情报处应FMSAC的要求研制的，后来被一场雪崩卷走。

P133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兰州的铀气体扩散厂。然而，电力出现故障，1964年11月的计划破产了。第二次，他们的目标是包头，由于飞机防御系统的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飞行计划也告失败。第三次好像一帆风顺，至少开始如此。当飞机到达距兰州30英里时，机上的地对空报警系统开始不停地闪烁，表明地对空导弹基地几乎就在正前方，飞机也被迫飞回。

还有一次，他们计划飞过朝鲜，也未能成功。最后，1965年1月8日，“黑猫中队”一名飞行员从桃园机场走下飞机。这次飞行持续7个多小时，将近6个小时是在大陆上空。飞行员一直飞到兰州，没有出现仪器故障，也没有遭到地对空导弹的袭击。两天之后，飞机在兰州上空被击落。

P134 在1966年6月的一次飞行中，空军少校庄人亮驾驶飞机在昆明空军基地上空翻滚，落入地对空炮兵部队阵地，中国方面两次射击飞机，共发射了8枚导弹。就在他调转机头，准备逃命时，拍摄了两枚导弹的照片。另一次空中飞行目标是兰州，空军少校比利·张勰在核设施上空盘旋，看见两枚地对空导弹飞过。之后不久，他再次侦察此地，导弹部队士兵正在争先恐后地忙着重新在发射架上安装导弹，并发射另一枚导弹。

“奥斯卡马鲛”报警系统救了庄人亮的性命。这个系统于1965年春就已安装到U-2侦察机上，这个系统的关键在于，当它转换为打火模式后，能探测到SA-2雷达发出的脉冲重复频率的变化。这个变化能够引起U-2飞机座舱里标志着“OS”的红灯不停地闪烁，使72,000英尺高空的飞行员有40秒的逃命时间。飞行员不久便开始将“OS”戏说成“讨厌，妈的！”(OH SHIT!)。

P137 “圣波利”和“圣斯宾”计划既受到中国政府的密切关注，同时也受到国民党的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偶尔能够打下一架飞机，P-2V飞机就曾于1961年11月、1963年6月和1964年6月被他们打落，还有一架飞机于1962年1月消失了，可能是在执行任务时发生了意外。此外，中国政府对于国民党军的行动了如指掌，飞入大陆上空的P-3A飞机常常收到内地的无线电广播，他们对机上的飞行员能指名道姓，要求回话。这还不算，机上人员太多，实际上只需要14到16人，而机上却有27人。参加这种行动的人员是有奖金的，所以负责行动指挥的国民党将军乐于多派人员，这样可拿到回扣(他还从必须参加行动的14个人身上拿到回扣)。所以，当特别行动处处长莱德福德告诉惠伦，国民党将军潜人大陆上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拘捕，惠伦回答说，不仅美国不要设法将其搭救出来，国民党也应“抛弃那个狗杂种”。

P186 1967年6月5日，中国第一次成功爆炸氢弹前12天，斯派克·庄(SPIKE CHUANG)离开泰国的班卡里，驾驶一架装有照相机的U-2侦察机，在罗布泊试验基地上空盘旋9小时，行程3,700英里。机长黄龙培驾驶飞机从台湾桃园起飞，飞至楚县上空时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火袭击，所以被迫停止飞行。此次侦察行程比上一次要短得多。U-2侦察机拍摄了罗布泊基地，还在基地附近投下传感器。1967年4月7日，斯派克·庄再次奉命飞行，将长达15英尺的TOBASCO传感器投到地面。8月31日比尔·张(BILL CHANG)实施侦察飞行，任务之一是查看传感器情况，因为卫星可能在转播信号时出现故障。这一次，张在传感器附近上空盘旋10分钟之久。

(待续)

scz:

有感于现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未被直接按在地上摩擦，个人向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科研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青衣十三楼飞花堂）：《兰利奇才_美国中央情报局科技分局内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