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情报史

摘要：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是世界领先的情报史学家，他提出了一个关于三千年间谍活动的全球记录。从最终的圣经间谍到凯撒的战术，孙子的著作，伊丽莎白一世对她的间谍的愤怒，以及西方在9/11之前了解宗教极端主义在驱动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的失败。

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情报学的地位一直都没有得到明确，对于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都没有达到完全成熟。过去对于情报的历史纪录都很少，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二战期间，英国的密码破译专家在破译敌人的密码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他们也对历史上的前辈如何获取相关情报知之甚少。这就像是不懂工业革命的经济学家是不可想象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个世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于圣经中记录的情报行动了解更多，而不是他们自己当代的情报行动。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童和成年人都知道摩西如何派遣特工侦察到应许之地；约瑟如何打入埃及并找到埃及的防御弱点；以及犹大如何成为大祭司的线人背叛了耶稣。

情报行动的首要任务就是从秘密来源获取秘密信息。21世纪初，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主任乔治特尼特用三个词概括了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我们窃取秘密。冷战期间，任职时间最长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几个世纪以来，情报机构已表明自己是“阴谋的理想载体”。

很早以来，情报经常涉及秘密行动，旨在通过欺骗、暗杀等“积极措施”影响事件的进程。在公元前480年波斯帝国入侵希腊的关键时刻，雅典人在萨拉米斯海战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续只在文学作品中有类似“特洛伊木马”的描述，公众对于情报行动的理解常常局限于小说、电影等文学艺术作品，而不了解真正从事情报的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无论古希腊还是古罗马，都没有对战略情报的深刻描述。

关于情报在战争与和平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最早的书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和印度的《政事》。

《孙子兵法》是25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所写。汉代版《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于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全书包括《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共十三篇。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的核心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孙子兵法》——是美国西点军校和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人才培训必读教材。

《政事》也经常被译作《政治学》，是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间形成的，于1905年被重新发现。是古印度的经世致用，涉及经济政策、军事战略，包括有关政府，法律，民事和刑事法院系统，道德，经济，市场和贸易的性质，筛选部长的方法，外交，战争理论，和平的性质以及义务。该书还涉及许多使用间谍的章节，包括角色的物建、伪装、训练、奖惩和信息的传递等。该书有两篇描述了战争的无数场景和原因。它将战争分为公开战争，秘密战争和无声战争三大类。

当《孙子兵法》和《政事》在东方的影响力衰落时，情报行动的全球领导者是中东地区的穆罕默德，他将伊拉克半岛的部落团结在伊斯兰教旗帜下，进行了二十七次战斗，并进行了大约50次袭击。从他的圣训记载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他密切关注情报行动。

中世纪的欧洲可能是反颠覆情报行动的最早开创者，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为了防止“意识形态颠覆”，开展了根除宗教异端的反情报活动。美国特工在911以后用来审讯基地组织成员的“水刑”就是几个世纪前由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牧师调查人员开创的。

虽然很少由历史学家注意，但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情报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迄今为止，大使只被用于特定的外交使团。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在彼此的首都建立了驻地大使，这个体系成为整个欧洲外交的典范。由于大多数驻地大使都会代表其政府收集情报，外交和情报收集是同时进行的，因此被招募的间谍人数明显增加了。在19世纪晚期建立专业的情报机构之前，西欧和中欧没有明确区分外交和间谍活动。

从文艺复兴开始，出现了小型的专业代码破解机构，这些机构具有其他政府部门不具备的密码分析专业知识，由此产生信号情报（SIGINI），他们通过从通信中拦截和解密获取信息。例如在15世纪，英格兰伊丽莎白时代的首席密码学家就成功破译了苏格兰女王和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国王的秘密通信，并获得了皇家养老金奖励。

十七世纪最由能力的法国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是法国信号情报机构（内阁黑室）的创始人，这个术语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通常适用于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该机构的领导都拥有自己的城堡，比任何其他二十世纪前的密码分析师都更好地得到认可和奖励。黎塞留的英国同行，皇家学会的创始成员奥利弗·克伦威尔，获得了在牛津大学担任主席的奖励，并保留了半个世纪。

十八世纪最有能力的国际政治家，伯爵考尼茨，先后担任奥地利的外交官和总理，他也同样是最有能力的信号情报用户。但是黎塞留、考尼茨在利用情报方面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被后人遗忘。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有法国外交不足可以与黎塞留相媲美；同样，在维也纳帝国的接班人中也没有一个人拥有考尼茨同样的外交情报天赋。

第一个挑战欧洲全球情报领导者地位的国家是1776年发布独立宣言后的美国。华盛顿在人力情报（HUMINT）和信号情报（SIGINT）方面的情报行动能力都超过了他的英国对手。作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他被国会授予了一笔资金专门用于资助收集外国情报，这笔资金占联邦预算的12%左右，比现在美国情报支出占比还高。

情报的发展不是线性成长的，有时重要，有时忽视。比如1844年，英国由于议会抗议活动关闭了解密处。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没有信号情报。而1914年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掌握的情报都比他们的前辈弱。这些失败在同时代和后来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

由于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规模和强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情报史上比文艺复兴时期更大的转折点。十九世纪电报和无线技术的发明使得通信的大量增加，也使信号情报（SIGINT）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发挥更大作用。当然，在战争的早期阶段，由于战争领导人对于过去经验的无知，使得他们没有能力充分利用情报。尽管俄国的情报部门在战前取得成功，但在战争爆发后，俄国的军事情报远没有一个世纪前拿破仑入侵俄国时的效力。几周后，它的无能，导致俄国在战争中惨败。

因此，政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高级指挥部使用成情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即兴创作。虽然信号情报证明对英国海军行动至关重要，但是1914年8月当截获的德国海军加密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海军情报总局没有意识到这些情报的总要性，也没有考虑到其战时的角色。因此这个自1844年成立的海军情报局的意外截获使其后来和军方情报部门共同成为战时的领导者。

1917年10月革命后的仅6周，克格勃的前身布尔什维克.切卡的创立也是即兴创作结果，虽然它在战争期间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强大的情报部门，但最初只是作为处理国家雇员即将罢工的临时权宜之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比任何一场战争都更为激烈，它引发了各国不同的尝试，以便学习情报课程。英国信号情报（SIGIN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教训，其中包括需要好的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三巨头比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感受到截然不同、影响更大的情报经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斯大林花了数年的时间研究沙皇留存的所有情报文件。与以前任何的战争领导相比，丘吉尔拥有更多更多样化的情报经验。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验不足的罗斯福学到的主要经验教训之一是盟军情报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性。罗斯福在珍珠港之前就批准与英国进行情报合作，而美国则保持政治中立。但是英国和美国的信号情报联盟成为跨大西洋特殊关系的基石，至今仍在继续。

自20世纪后期以来，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行动产生的情报及其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以前的战争。然而战争结束后，官方（主要是西方，特别是英国）隐瞒了战时情报（主要是破译敌人的密码和战略欺骗情报）对于打败纳粹德国的重要性。后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晚期解密后，历史学家才得以了解北大西洋的潜艇战和诺曼底海滩登陆战争的真实情况。

尽管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报不断的发展，但对于冷战的中的情报研究却遭到以前类似的忽视。杜鲁门总统的传记基站都没有提到战时英美信号情报联盟经历给其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批准了该联盟在和平时期的延续，这对于美英特殊关系有深刻影响。虽然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总是提到中央情报局（CIA），但是很少有人提到更大的国家信号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NSA）。这些有意识的将信号情报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进行隐藏，让人们不知道历史的真相。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竞争历史也因为克格勃的秘密运作能力而扭曲，它比中情局还要成功。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探讨美国政策时都不会忽略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的作用。相反，克格勃的秘密行动在苏联外交政策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中都几乎没有提及过。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情报分析师往往没有意识到学术研究的短缺和他们自己缺乏历史观点对其情报分析所造成的障碍。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耶鲁历史学家谢尔曼肯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作了17年的情报分析师，世界上第一本同行评审的情报期刊《情报研究》成立于1955年，不是大学的学者，而是中央情报局的谢尔曼肯特，虽然最初被分散，但其大部分关于情报方法和历史的文章现在都可以在线访问。像学术期刊一样，但与大多数的情报报告不同，《情报研究》在一开始就宣布：“所有关于事实，观点或者分析的陈述，都是分析师作出的。它们不一定反映中央情报局过去或者现在以及任何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的官方立场或者观点。”

迈克尔.亨德尔和亨利L.史汀生共同编辑的第一本学术期刊《情报与国家安全》在《情报研究》之后30多年才开始出版。缺乏长期的历史观点，在20世纪末和冷战初期情报评估中都很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西方情报机构精通纳粹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越来越世俗化的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发现要掌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要困难得多。它在伊朗危机期间生动的展示了情报机构对宗教极端主义政治力量的不理解，这一危机在1979年导致亲西方国家的国王垮台和78岁的什叶派的崛起。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许多西方情报分析员同样未能理解基地组织的吸引力，以及它所构成的恐怖主义威胁，需要认真研究其神学。那些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最了解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的人，其中包括“神圣恐怖”的主要学术专家布鲁斯霍夫曼是那些具有长远眼光的人。

21世纪的情报界正面临巨大挑战，网络战的来临和恐怖分子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迫在眉睫的威胁。然而为了尽可能有效的回应他们，他们需要一个经常被遗忘和忽视的长期观点：就像在大多数其他领域一样，从过去的情报经验中学习。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引用历史学家约翰.贝的话说：历史并不容易适用于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依赖的PPT或执行摘要，真正了解历史需要耐心，不容易与政策的紧迫性相协调。一个好的起点是将过去视为智慧而非启示的源泉。

剑桥大学前历史教授昆汀斯坦纳写道：“只有长期的历史观点可以将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分析形成的狭隘主义中解放出来。”忽视长期的战略情报分析必然是狭隘的。这一代人之前几乎不存在情报历史的学术研究，现在大西洋两岸越来越少的大学中情报学术研究蓬勃发展，在21世纪初三个英国情报机构以及联合情报委员会，委托外部专业历史学家提供官方或授权的历史，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件访问权，所有这些都遵循了开创性的原则，半个世纪前谢尔曼肯特出现在情报研究中。

21世纪，情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成为头版新闻，关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官方报告，以及非官方举报人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材料，然而最近的情报史的重要性，只能从长远的角度充分理解。与21世纪初的其他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情报研究经常遭受所谓的历史注意力障碍--跨度障碍（HASDD）。情报行动的历史远远超过今天的任何情报机构，秘密世界开始在过去3000年中恢复一些失去的全球情报史，以展示它如何改变当前的史学，并展示与21世纪情报的持续相关性。

摘编自《The Secret World---A History of Intelligenc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世界情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