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回顾】审判结果一波三折的沈阳黑帮头目刘涌

刘涌，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汉族，初中学历。曾是沈阳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沈阳直属支部主委、沈阳市和平区政协委员、沈阳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沈阳市和平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原任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拥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

刘涌2000年7月11日被沈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0日经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02年4月,刘涌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

2003年8月,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该案，再审改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

2003年12月22日刘涌被处以死刑。

刘涌案的重大影响：

第一，该案由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的马向东案牵出。马向东因在澳门豪赌被揭发。1999年9月被刑事拘留，2001年10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马向东死刑，同年12月19日在南京执行。

第二，该案牵出时任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腐败案。刘涌案调查过程中，慕绥新采取多种措施进行阻挠，并最终被牵出。慕绥新最终因犯有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0月10日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慕绥新于次年病死。慕绥新案和马向东案后被合称为“慕马案”，是中国反腐败史上的重大案件。

第三，社会对刘涌案该不该杀存在较大分歧，最高院提审此案。刘涌案历经一审、二审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刘涌案一审被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二审期间，辩方提交一份中国十四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学专家出具的《专家论证意见书》，指出“案件的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刘涌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社会各界对二审判决存在普遍质疑，最高院决定提审该案，亲自审理，改判为死刑。

第四，对日后的刑事调查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刘涌案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被改判为死缓，二审法院改判的重要理由是“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尽管在该案再审中查明该说法“与再审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不符”，即不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但为了防患未然，我国法律对刑事调查程序做了更严格的规定。“双规”属于一种调查措施，自然受到此事件较大影响。

黑道二哥

刘涌，1960年生，刘涌因为家乡的一次水灾救下一中年男人，其女儿嫁给刘涌，助其起步，从1984年开始在沈阳经商，先后经营涉及超市、房地产、餐饮、娱乐、香烟批发等多个领域，并且在沈阳市最繁荣的中街、太原街等黄金地段，都有商场，有上万平方米的房地产开发权。

从1995年初开始，刘涌通过贿赂当时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和局长凌德秀，承包了劳动局的下属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从那个时候起，刘涌就开始纠集一些地痞无赖，以此来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1995年，刘涌创办了嘉阳集团，集团共涉足商贸、服装、餐饮、娱乐和房地产等多个行业，下属公司共26家，有2500名员工，资产达7亿元人民币。刘涌的企业连年被沈阳市评为明星企业、巨人企业和AAA企业等优秀企业，而刘涌本人，所获得的荣誉更是不计其数。

此后，刘涌的势力越来越大，相继吸纳了宋健飞、张健奇、刘凯峰、张新民和马新阳等一批人，充当他的下属和打手，而这些人大多都是曾经被判刑、教养或者收容审查的释解人员。在刘涌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中，有前科或劣迹的占到80%以上。

而这个被称作“二哥”的刘涌，他在这个组织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控制权，负责管理或者决定对内对外的重要事情，有发布命令的权力。宋健飞、吴静明和程健等人，在组织中处于中间层，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传达刘涌的“最高”指示，指挥控制其他参与人员的具体犯罪活动。董铁岩、李志国和张健奇等人，则是打手的身份。宋健飞曾经说过：谁惹二哥生气，我们就干掉他，不用二哥自己再多说。

打砸抢杀暴力发家

1992年10月6日晚7时，刘涌一伙闯进了大霞咖啡屋。这时，与刘涌团伙结怨的张绍波正要出门，几把闪着寒光的片刀直逼面前。张绍波瞪着惊慌的眼睛连声求饶，几人挥刀砍得张绍波满身是血。不远处露丝酒吧里坐着两位未穿警服的公安干警，他们听到救命的声音，迅速赶到现场。把刀放下！我是圆路派出所干警刘宝贵！刘涌躲在一辆面包车后，半蹲着举起了手中的猎枪。刘宝贵看见了马路对面的刘涌和他手中那黑洞洞的枪口，情况紧急，不容多想，立即鸣枪示警。而刘涌毫不迟疑地对准刘宝贵扣动了板机。后经鉴定，刘宝贵的右髋部及大腱上部中了76颗铅弹，损伤程度为重伤。

于是，刘涌被警方通缉，逃到广州。1994年，刘涌在广州被抓获，然后押解到沈阳。

他先是活动关系，使自己获得了取保候审的资格。

接着他又买通了有关人员，到了1995年，民警被刘涌枪击案和刘涌持猎枪参与殴斗案，竟然经“三长会”（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研究决定撤案。

刘涌解除取保候审，无罪释放。

即使在取保候审期间，刘涌依然是在猖狂地作案，进行强取豪夺。在1995年的9、10月间，刘涌想霸占中街沈阳双光购物中心，自己开办一个百佳超市，就指使打手对原购物中心的吴某进行毒打，又到吴某的家里进行威胁和骚扰。万不得已，吴某只好把自己花了200多万元、刚装修好的470平的门面房“转租”给刘涌。

就是在这年夏天，刘涌为了帮别人报复，带领自己的打手，追杀一个个体户老板韩某，将韩某连扎带砍了100多刀。

刘涌的这个组织，以严密武装做“保障”，用非常残暴的手段，打压社会上的竞争对手，采取卑鄙的行为，进行市场垄断。很快，刘涌就在沈阳富了起来。

刘涌自称自己是“黄山”和“云雾山”香烟的沈阳总代理，就对所谓“擅自”经营这两类香烟的商铺一律暴力清除。1997年的秋天，刘涌知道在和平区一档口，有一个业主卖黄山牌香烟，就指使自己的打手，去把档口砸烂，并对业主李某和张某拳打脚踢。1999年10月15日，刘涌又指使程建等十多名打手，把一名卖此类香烟的业主活活打死了。

1998年的6月11日，对于别人来说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日子，可是对于辽宁省技术监督局的郭金喜、刘建勋和章军来说，这一天却令他们终身难忘。

郭金喜是监督局信息研究所监督管理科的科长，这天刚上班，他就带着自己的同事刘建勋和章军，到位于沈阳繁华商业区的中街来进行例行检查。等查到百佳超市时，他们发现超市里有十几种进口化妆品，还有一些啤酒，都没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中文标识。

于是，郭金喜他们三人按照有关规定，将这些商品封存，并且装到车上，拉回了省技术监督局，而这些封存的商品，价值大约几千元人民币。

大约到11时30分左右，刘涌亲自派司机开车，将郭金喜等3人接到自己的总部，位于沈阳市另一繁华商业区太原街的百佳商场。刘涌在二楼办公室亲自接待了他们，告诉他们说，这些化妆品和啤酒的有关手续都由一个副总保管，他现在不在家，出差了，等他回来时，就亲自把手续给送到技术监督局去。

半个小时后，刘涌把郭金喜他们三个人送出了自己的办公室。郭金喜三人从百佳商场出来，准备“打的”返回单位。他们刚走到一辆出租车的旁边，身边就蹿出来几个大个子小伙，对他们三个人大打出手。郭金喜的大腿、臀部等处挨了三刀，血都透过了裤子，流到了地上。

1999年5月14日这一天，对于沈阳的“中街大药房”来说，同样是一个提起来都让员工心惊胆寒的日子。这还得从刘涌说起。

自从刘涌转向房地产开发后，只要是他看中的地块，就必须不择手段，千万百计地弄到手。在沈阳市政府一位领导的同意下，刘涌的嘉阳集团取得了沈阳中街一块黄金地段的部分商业开发权。他准备在这块地上建一个大型的商厦，于是就开始大搞“砸拆”，进行暴力拆迁。

而中街大药房是中街的其中一间门市部，正在动迁的范围之内。刚开始时，中街大药房不是十分同意动迁。于是，在5月14日的中午10点多时，有五六个手持枪刺、棍棒的大小伙子冲进了中街大药房的门市部，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是见人就打，见柜台就砸。营业员代义被打成重伤，还有两三名营业员被打成轻伤，十几个柜台被砸得稀巴烂。

一次，刘涌在“大卫营”包了两个房间请客。到吃饭时，来的客人只占了一个包间，另一个包间空着。于是，服务员就把它让给了后来的两名警察，让他们在那里就餐，可是这个举动又得罪了刘涌。他派人把两名警察从三楼一直追打到一楼，其中的一名警察被打成重伤。

刘涌的百佳超市和盛京饭店是邻居。一次，饭店不小心跑了水，冲泡了百佳超市。于是，百佳超市要求盛京饭店赔偿经济损失，最后，因为百佳超市没有达到自己的赔偿要求，就将盛京饭店的总经理砍成重伤，被缝了30多针。

　　……

据沈阳警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几年时间，刘涌的涉黑犯罪团伙，已经被核实的犯罪事实达42起，致死致伤42人，其中1人死亡，16人重伤。

认官唯亲

刘涌涉黑犯罪集团，为害一方多年，曾激怒了很多富有正义感的人站起来揭发他。几年来，不断有被害人上访告状，也有人大代表联名督促破案，但是，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没有讨到一个结果。

刘涌这个人，看起来是相当的有势力的。一个黑社会的人物，还有那么多的政治光环。那么，他的保护伞到底是谁呢？他们是刘涌的“干爹”--原沈阳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刘涌的“干妈”--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刘涌的情人“焦玫瑰”--沈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致公党沈阳主委、沈阳市政协副主席。

刘涌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仅和其他的黑社会成员一样，在自己有了经济实力以后，就有了主动寻求政治庇护和非法保护的想法，设法构筑自己的“保护伞”，在自己的头顶遮阳避雨，使自己能在伞下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比其他的黑社会成员还先进一步，他把自己的“保护伞”变得“家庭化”，干爹、干妈、情人，成了刘涌“保护伞”的3根“钢质骨架”。这样一来，自己头顶的“保护伞”则更加的好用、耐用，十分牢靠了。

刘汉起，刘涌的父亲，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厅长，既是刘实的部下，又是酒肉朋友，是他把刘涌介绍给刘实的。刘实，曾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后来的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与刘涌的关系最为密切。1997年3月，刘实家要装修新房，刘涌及时送上了20万元的装修费；1997年11月，沈阳中级法院组团出国考察，刘涌又送来了3万美元。

刘汉起还把儿子介绍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刘涌在焦玫瑰搬入新居的时候，送给焦玫瑰手机一部、一套价值2万多元的家具，几年春节下来，刘涌又给焦玫瑰送了美元3万、人民币3万。礼尚往来，焦玫瑰介绍刘涌加入了民主党派——致公党。1999年，在“嘉阳广场”兴建动迁时，焦玫瑰帮助刘涌解决了“中街大药房”的产权纠纷。

1996年初，刘涌“干妈”高明贤出面，找到和平区有关领导，隐瞒了刘涌曾被拘留审查过的事实，以劳动局党总支的名义，推荐刘涌成为了区政协委员。

1997年7月，在沈阳市人大换届时，高明贤在取得凌德秀同意后，未经和平区劳动局党总支研究讨论，就将刘涌作为代表候选人推荐，并为他四处活动，争取名额，在12月份，使刘涌顺利当选为第十二届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知恩必报，投桃报李。几年来，逢年过节，刘涌都给高明贤送上一份不薄的年礼，几年时间，高明贤就有了3万元的进账。在她的两个孩子结婚时，刘涌也是送上一份重重的厚礼。

对凌德秀，刘涌的报答更厚。1995年，凌德秀要去山东考察，刘涌给了一万元的“零花钱”；1997年初，刘涌在凌德秀的办公室，又拿出了10万元。

混入政界后，刘涌又开始拉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这天，刘涌以沈阳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去见副市长马向东，因为，不久前他提交的拆毁青年大街三座立交桥，改造青年大街建立景观路的建议被马向东欣然采纳。马向东对刘涌很有好感，觉得刘实给他推荐的这个新兴企业家有一番卓识远见。

随后，刘涌和马向东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1998年，刘涌在请某著名相声演员吃饭时，请副市长马向东坐陪。饭后，刘涌拿出了2万美元，让秘书转交给了马向东。

一次，刘涌对马向东试探着提出：马大哥，我想做房地产生意，不知能行不？马说：行啊，有什么不行。

1999年2月的一天，刘涌把一个装着10万美元的档案袋送到了马向东的办公室。马没有任何推辞，就收下了。走出马向东的办公室的时候，刘涌的心情无比高兴。这是他商海生涯中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领导。

很快马向东就一个电话把刘涌叫去了，告诉他：中街有一块2.4万平方米的土地，前一段由市老干部局开发，但是，他们搞了好几年也没什么进展，寸土寸金的地方啊！叫他们给糟蹋了！你不是也想搞房地产吗？这可是个机会。

几日后，刘涌拿起手机拨通马向东办公室的电话：大哥，我是刘涌，方便的话，我过去一下。这次刘涌留在副市长办公桌上的又是一个装着10万美元的档案袋。

很快，沈阳市政府便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地把那2.4万平方米的土地划拨给百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百佳集团一下子就获得了商业开发权，享受着市政府免缴四费一税和国有土地出让金等数千万元的税金待遇！这就是刘涌投入几十万美元所换来的回报。沈阳市地价评估事务所对这块地作了评估，认定其资产价值为3.5亿元人民币！

为感谢马向东，刘涌又向马向东行贿2万美元。马向东到澳门赌博时，刘涌就会派自己最得力的部下给马向东做保镖。

因为有了自己的保护伞，刘涌就敢说大话了，他曾说过：一个电话打出去，我就可以让某某领导到我家里来，在沈阳，没有我刘涌办不成的事。

刘涌傍上了慕绥新这棵大树

刘涌为附合慕绥新恢复传统老字号、重建风味一条街的建议，找到和平区商委，提出自己准备投资建立沈阳风味楼一条街的想法。和平区商委正为此事犯愁呢。刘涌雪中送炭，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很快沈阳太原街风味楼隆重开业了，慕绥新来了，而且亲笔题词：让沈阳风味小吃红火起来。

通向慕市长的桥梁总算搭通了。

别等了，机会不是等来的，机会是创造出来的。刘涌在告诫着自己，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鼓鼓的档案袋放进皮包，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慕绥新刚刚开完一个会议，正在返回市政府的路途中。

慕市长！您好！我是刘涌，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去看看您。

半个小时后，我在办公室，你过来吧。慕绥新声音浑厚，说话果断。

没想到这么顺利！刘涌在空中挥舞一下拳头，一个电话就成了！有了和马向东的几次交手，刘涌已经攒足了经验，这一回刘涌既沉着稳重又轻松自然。刘涌从皮包里取出档案袋，直接放在桌子上，刘涌觉得档案袋离慕绥新还不够近，就用手往前推了一下。是一点心意，慕大哥你留着用吧！

谢谢！淡淡的，像一杯白开水一样的答谢。

留在桌子上的档案袋里，是10万美元。

2000年5月，刘涌与沈阳演出公司合作，邀请香港歌星刘德华到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开“嘉阳之夜，刘德华沈阳演唱会”，当时谈妥的价格是300万。刘涌把演唱会的售票任务交给手下的打手，这伙人走街串巷，每到一家便从皮包里拿出几十张门票，往案上一拍：800元一张，拿钱，痛快点！几天过去了，整个太原街地区和中街地区每个商家、店铺都忍痛买下了演唱会的门票。

刘涌拿起电话再一次拨响了慕绥新办公室的电话：喂，慕市长吗？我是刘涌，刘德华演唱会的门票，给您准备了几张，还有点别的东西。

我叫郭秘书去取吧。

30分钟后，慕绥新的秘书走进了刘涌的办公室。刘涌拿出10张演唱会的门票，交给郭秘书。然后，又从抽屉里拽出一个鼓鼓囊囊的档案袋递给他：这是送给慕市长的，有劳了！档案袋里装的是7万美元。

演唱会结束后，手下对刘涌反应说刘德华演唱的时候不是很卖力气，刘涌听后很是恼火，叫人找来刘德华，说道：“这是沈阳，不是香港，我不管你什么天王不天王，我让你来唱你居然敢不卖力气，妈的!”于是刘涌就当着众人的面狠狠的给了刘德华一个嘴巴，这让刘天王的巨星颜面尽失。事后，刘德华的助理向刘涌索要演唱会的300万时，刘涌只给了一半，当刘德华的助理问为什么不给另一半的时候，刘涌说道：“没有为什么，如果你想让刘德华躺着回香港，我会考虑给你另外一半!”

为拆迁中街2.4万平米上的建筑，刘涌专门成立了一个拆迁办。拆迁办的负责人是吴静明等几个打手。刘涌的意图就是一个字快。几个打手首先在体育用品商店购买了4根棒球棍子，因为棒球棍不是凶器，他们觉得拿这玩艺儿打了人不犯法。

动迁啦！动迁啦！几个打手和那些小喽们整天在外边敲着破盆嚷着。

坐落在中街路128号的是中街大药房，拆迁到中街大药房时，刘涌手下的打手与药房职工发生冲突。从正门冲进去！刘涌站在围观人群中提醒这支虎狼队伍。从正门进去声势浩大，光天化日的步行街上，众目睽睽，商家行人瞅得清楚。刘涌意在杀一儆百。

大厅里顿时一片叫声。吴静明等人手举片刀见人就砍，刀落处血肉飞溅。快跑！一女服务员大喊一声，她这一声引来一顿棍棒，当即被打得惨不忍睹。中药调剂员转身去拿电话，右手刚碰到话筒，一个棒球棍已砸碎了电话和柜台，紧接着便是刀斧相加。六旬坐堂医生正给患者看病，见此情景站起便跑，没跑几步，当胸打来一拳将他撂倒。只见中街大药房营业大厅内刀枪闪动，棍棒飞舞，鲜血喷溅。

吴静明一伙暴徒杀出中街大药房，又沿街砸毁台湾乡村牛肉面饭店，李连贵熏肉大饼店等几家动迁迟缓的商家。

《辽沈晚报》刊登了一篇《中街大药房白日遭遇歹徒》的报道。刘涌看了报纸，越看越气。他把中街大药房总经理刘凤江找来：刘凤江，你看看报纸！刘涌把手中的《辽沈晚报》摔到刘凤江的面前：今天你不把这件事给我弄明白，别怪我不客气！刘凤江无奈，只好在《辽沈晚报》上刊登了报道有误的情况说明。

打砸中街大药房事件给刘涌的百佳集团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效益。刘涌在中街这块黄金宝地上建立起了嘉阳大厦。嘉阳速度得到慕绥新和马向东的高度评价。马向东称赞刘涌解决了老干局自1992年至今也未能解决的拆迁难问题。殊不知在老城区改造问题上，刘涌拆毁了具有保留价值的民国建筑，破坏了古老中街的历史风貌，毁灭了坐落在中街的历史文化遗产，给沈城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对自己所做的这些，刘涌的想法很实在，他曾说：“我想当人大代表，是为了自己能有政治生命，提高自己的政治身份；我给领导送礼，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我如果有了麻烦事，好找他们帮忙解决，这样，我的生意才能赚钱。”

有保护伞的才是黑社会

刘涌说，什么是黑社会？有钱才叫黑社会，你打了人，要花钱吧，别人打了你，要花钱吧？是不是？

刘涌经常和市里的领导一起吃饭，交际。刘涌的脑子活，知道领导们喜欢什么，那时经常在沈阳的音乐学院、辽宁歌舞团开着好车兜风，很多的女孩子就这样认识了，还介绍了几个给市里的领导，有的还买了房子，做了“情人”。

幕绥新有个女朋友也是刘涌介绍的，那个女孩姓翟，人长的很漂亮，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给了她2万现金，还到沈阳的新世界买了好多衣服，就这样，那天晚上他们开了房。

开始时，刘涌开了百佳超市，后来在有关领导关照下，又开了一家海鲜餐厅，和桑拿，他的兄弟就多了起来。

那时的沈阳的有头有脸的人大多都见过，有什么朱锦的儿子啊，幕绥新的女儿等等，他们都有买卖，和刘涌等都有千丝万屡的联系！

黑社会就是渗透政权以暴力手段垄断市场的经济犯罪组织。

黑不可怕，可怕的是和政权勾结

要说黑道手段，湖南的那个张君比刘涌是厉害、毒辣多了，可是张君只是单纯的黑，没有和政权勾结，所以祸害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打掉他也相对容易，几个小警察就抓了他。刘涌是黑中带红。

那么，这种社会化腐败化的黑——即社会的拉美化，才是最可怕的——张君被枪毙无人说话，刘涌则惊动我们的大批专家学者——谁更可怕？

那时沈阳有个挺火的DISCO叫滚石，老板叫高翔。

有一天刘涌在滚石玩，想泡他们的一个吧台小姐，那女孩挺漂亮的，但那个女孩是滚石迪吧一个经理的女朋友，这样他们吵了起来，滚石的保安和经理把刘涌带的4个人打了，但没打刘涌，当时他说的一句话，“我是刘涌别碰我”！

过了1个月后的一天，刘涌叫了沈阳铁西的15个人，把滚石砸了，在周6，把客人全都赶走，把保安都打的躺在地上，有个21岁的小伙子脸上被划了3刀。

并且，刘涌还经常与社会上的其他黑势力火拼，以便巩固自己的“黑道霸主”地位，而且，他去哪，身边都带着警察。一次，刘涌与几名民警及打手，在自己开的饭店吃饭，与沈阳市的另一黑势力团伙首领李俊岩（已被公安机关打掉）等人发生了争执，双方最后竟然展开了枪战。刘涌随手从身边民警朱赤的提包里拿出手枪，对着李俊岩连开数枪，将李的腿打折。

刘涌的打手与人斗殴，双方都有受伤。他立即带领刘军、朱赤和孟祥龙等几个民警，带着藏刀等凶器，开车追到医院，对着正在缝合伤口的黄某等人，就是一顿刀砍，还要对方拿出3万元，才算了事。

马向东澳门豪赌落马牵出刘涌案

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某部门在澳门执行任务，发现在萄京酒店、东方酒店、新世纪娱乐城等处的赌场内，频繁出现操北方口音的三个身影。其中一人个子不高，衣冠楚楚，出手阔绰，一掷千金，该部门用摄像机秘密监控了这几个人的诡秘活动。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反复审看录像带之后，有关部门确认：那位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是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另外两人分别是沈阳市财政局局长李经芳和沈阳市建委主任宁先杰。

1999年6月，相关的报告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案头，尉健行十分震惊，他迅即批示：此事骇人听闻，请即组织得力同志开展外围核查，如有进展，再采取必要措施。

在中纪委专案组做了大量工作之后，1999年7月2日下午，中纪委六室的一位副主任率专案组人员赶到沈阳，向辽宁省纪委通报了情况。中纪委并决定：立即对马向东、李经芳、宁先杰进行“双规”。

当晚8-9时，马向东、李经芳、宁先杰等人落网。

经有关部门查实，从1996年8月至1999年2月，马向东与李经芳、宁先杰等人，先后17次私自到澳门赌博，其中有5次是马向东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以种种借口私自去港澳赌博的。

马向东落马后牵出了一系列行贿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刘涌。

2000年7月4日，沈阳市公安局在报上刊登了悬赏通缉刘涌等5名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和照片，电视台也播发了通缉令。

2000年7月10日下午刘涌及其同伙高伟、以及刘涌之妻刘晓津以游客身份过黑河市边检站企图逃往俄罗斯，在通过边检站时，刘涌被查出真实身份，趁检查人员电脑验证之机，刘涌逃走。黑河警方布网堵截，于11日晚在202国道西岗子村从一出租车里将刘涌及其同伙高伟抓获。当时刘涌已吞下安眠药企图自杀，警方将其送医院抢救，脱险后押回公安局。此时，刘涌身上带有5100美元和70000元人民币。2000年7月14日下午，刘涌等人被刑警押回沈阳。

刘涌曾换过六个关押地点

2000年7月1日以来，刘涌黑社会性质团伙被抓后，是由武警看押部门执行看押任务的，而刘涌从被捕到最后执行死刑，竟然先后变换了6个关押地点，这在武警看押史上也是少见的。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出现，由两名士兵看押刘涌。白天，不管是案犯坐着还是自由活动身体，两人都是一前一后、一步不离地跟着；晚上，案犯要睡觉了，看押的人还是一左一右地坐着看着。可以说，看押官兵和案犯，他们是在监舍里过着一样的生活。期间，刘涌和案犯程健、吴静明等人都曾企图自杀和自残，结果被及时发现并制止。

特别是对于刘涌，看押部队启动了饮食起居一级制度。刘涌睡觉时，要求脸要朝上，不准用被子盖住头部，双手要放在被子的外面；他的个人生活，打饭、洗碗、打洗脸水、冲厕所等，全部由士兵包办，就是上厕所时，也有两名士兵一左一右贴身防护。

刘涌的每顿饭菜都由看押部队检查过后才能吃，绝不能有变质食物、坚硬的食物进入他的嘴里。如果是吃排骨、鸡块或者鱼等有刺骨类的食物时，看押官兵都要提前帮他剔除干净。

2003年8月15日，由于刘涌改判为死缓，刘涌被押到了锦州监狱服刑，这里是关押刘涌的第五个地点。2003年10月11日，公安、武警又将刘涌秘密押至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关押地点，锦州市第二看守所。在这里，对刘涌实行了24小时面对面、立体式透明监管。

刘涌被擒，敲响慕马丧钟

被捕后的刘涌仍对他的关系网和保护伞抱有一线希望，幻想着逃过法律的制裁。面对专案组的询问，刘涌一次次地重复一句话：你们抓错人了，我没有罪，我为沈阳市做过贡献，我是有功劳的！刘涌一直在想，凭他现在的社会地位和上下关系，能把一切摆平。一定会有不想让我开口的人，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救我出去，我刘涌什么阵势没见过，只要我挺住，看谁能把我怎么样！刘涌等待他的大救星从天而降。他一直幻想着慕绥新市长、刘实检察长、焦玫瑰副院长等当地要人能够为他说话。

公安机关抓获刘涌，沈城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然而，当刘涌被押进刑警支队大院的时候，面对义愤填膺的群众，刘涌的老婆刘晓津居然高喊：“将来还说不准咋回事呢！”

（刘晓津是刘涌的再婚妻子。刘晓津的前夫是刘涌的朋友。刘晓津16岁高中毕业,1990年结婚后跟随丈夫经商,南下广东,北到俄罗斯。她是通过前夫认识刘涌的。1992年10月6日,刘涌持枪击伤公安派出所副所长刘宝贵后,畏罪携其前妻潜逃到广州,在刘晓津夫妇家中住过,他们的接触就更密切了。刘涌给她的印象不错,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升温。刘涌被警方从广州抓回沈阳后,刘晓津还在一个雨天去看望过他。1994年,刘晓津生了一个男孩后,与丈夫感情破裂而离婚。刘涌与刘晓津先是同居,后于1997年正式登记结婚。刘涌曾坦言,刘晓津对他的生意帮助很大。）

侦办刘涌案件的杨加林也听见了刘晓津那一声刺耳的呼喊，想了很多。在他几十年的从警生涯中，他还没听见过落网的犯罪嫌疑人在这样大的群众场面上如此嚣张地进行挑衅。

（杨加林，男，1946年3月20日出生，沈阳人。1968年8月至1985年，先后在沈阳市公安局办公室、政治部工作。1985年至1991年，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局长。1991年至1997年1月，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主持查办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2003年8月至今，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工作期间曾荣获个人一等功两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一次。）

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这场斗争是相当激烈而复杂的，在掌声、鲜花和锦旗等热烈场面的背后，有一股来自上面的逆流，成为打黑除恶斗争的顽强阻力，使杨加林和他的部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股阻力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位平时喜欢穿“黑”衣服的慕绥新。

刘涌被公安机关打入囚笼，慕绥新能好受吗？刘涌的落网使慕绥新感受到一种致命的威胁。

慕绥新压制市公安局的一个手段，是从根本上否定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斗争。他说“沈阳出乱子，就是公安搞的。如果杨加林不搞，沈阳不能这么乱，还是一片繁荣。”身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的态度和言论在部分干部群众的思想上造成了混乱。

慕绥新压制市公安局的另一个手段是，对市公安局提出的申请经费报告迟迟不批，压在那里，实行经济封锁，使市公安局在办案资金上面临困难。

粉碎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斗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公安机关在警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都投入很大，急需办案经费。市公安局于2000年7月、8月、10月先后3次向市政府提出拨款报告，可是慕绥新对公安机关打黑除恶斗争恨得要命，怕得要死，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将报告长期压着不批。杨加林十分着急。在一次会后杨加林找到慕绥新当面向他提出申请办案经费的事，慕绥新未置可否，冷冷地说：“你回去等着吧！”可是，直到他因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被查处的前一天，也没有给公安机关批款。他妄图用经济封锁的手段阻挠、破坏公安机关这场打黑除恶的斗争。

慕绥新压制市公安局还有一个手段，就是阻挠对和平区公安分局领导班子的调整。

鉴于在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公安队伍内部的一些问题（有6名民警牵扯到此案），市公安局党组决定对和平区公安分局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为此与和平区委、区政府进行了沟通并征得了同意。杨加林、吴宗声、王金利3位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向市委、市政府主管领导作了汇报，取得了同意。

但慕绥新却跳出来反对，对市公安局进行指责：“为什么要调整和平区分局领导班子？和平分局有责任，你市公安局就没有责任吗？和平分局班子不能动！”公然把矛头对准市公安局。慕绥新的态度在党内外造成震动，影响很坏。

慕绥新企图动摇公安机关打击刘涌犯罪集团的决心，动摇中央纪委在沈阳办案的决心。伴随着这股阴风，一些谣言随之而起，什么“刘涌打错了”，“和平分局班子调整没经过市局党组集体讨论，报上去让市里给顶回来了”以及杨加林想如何如何等等，不一而足，给市公安局党组及广大参战民警造成极大压力。

10月16日下午4时许，辽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唯众打电话通知杨加林，要和他当日一起乘机到北京，向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汇报刘涌案件情况。17日上午，杨加林随王唯众来到中央纪委，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当即表态，充分肯定沈阳市公安机关粉碎刘涌犯罪集团打得好，办了一件好事、实事，老百姓拍手称快，鼓励把这一案件的审理工作做好，并提出了要求。

不久，公安部派出刑侦局潘处长等人组成的调查组来沈，对刘涌一案进行调查。调查组的同志调阅了有关案卷，提审了刘涌等犯罪嫌疑人，并到社会上与群众直接接触，听取反映。

11月17日，公安部向辽宁省公安厅并沈阳市公安局发来贺电。11月28日，公安部部长贾春旺签发命令，给沈阳市公安侦破“5·25”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案件战斗集体记集体一等功。

中央领导和公安部对侦破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肯定与嘉奖，是对沈阳市公安机关和广大参战民警的有力鼓舞。

但是，濒于灭顶之灾的慕绥新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公然与中央唱反调，利用掌握的权力，对市公安局特别是局长杨加林进行更加露骨的攻击。在10月27日市里一次重要会议上，他指名道姓地攻击杨加林，说：“杨加林擅自到北京去告状，无组织无纪律，把矛头指向市委、市政府，想要把沈阳搞乱。我们应该对他采取强硬的态度！”还无中生有地对在座的人说：“杨加林拿着25个人的黑名单到北京去告状”，进行煽动。

这是腐败分子慕绥新猖狂的最后一跳。

但杨加林决不后退、决不动摇，他已经完全豁出去了。一天，他把妻子和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我很可能有一天被人搞垮，丢官罢职，成为一个普通百姓。”儿子倒很坦然：“爸，当个老百姓倒不错，你太累了！”

11月13日，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来到沈阳督办查处沈阳“一府两院”等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再次对沈阳公安机关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所取得的胜利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2001年3月2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决定，3月6日报经中央批准，对慕绥新立案调查。

沈阳公安机关对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打击，还有此前马向东违法违纪问题的暴露，像触发了“多米诺骨牌”，沈阳市一批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纷纷落马，受到查处像触发了一场大“塌方”揭开了沈阳市一个时期以来“黑”、“红”勾结，鲸吞国家资财、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的盖子，令人触目惊心。

6月1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慕绥新、马向东等严重违法违纪案件。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并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给予慕绥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此前，马向东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检察机关已将其逮捕。

8月15日，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慕绥新终于低下他那颗罪恶的头颅。

黑枭刘涌的“保护伞”、后台慕绥新，终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他干扰、阻挠破坏打黑除恶斗争的图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

2002年4月17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刘涌死刑，并处罚金1500万元。

2003年8月15日，辽宁省高级法院(以下简称辽宁高院)改判刘涌死缓，罚金没变，还是1500万元(据悉，罚金已经上缴国库)。

辽宁高院：改判死缓原因是证据不稳定

所谓证据不稳定，举个例子，一审时刘涌供述的一些犯罪事实与情节，到二审的时候，刘涌的回答和一审时不一样了，专业的说法是刘涌翻供了。

辽宁高院对认为这次刘涌由死刑改判死缓的原因主要是证据不太稳定，存在一些漏洞，没有审慎地取证，在法律上也有一些不细致的地方。譬如提审刘涌时，向刘涌询问一些犯罪事实，看看是否能和一审时对上。刘涌的回答和一审时有些不一样，认为有些事儿不是自己指使的，也不是自己做的，还有一些是被别人栽在了自己头上。

对刘涌这个案件，辽宁高院的领导十分重视，有一位主管院长一直在负责此事，核准时由主管院长亲自看卷，证据核实一定要严谨。从审判员、审判长、主管院长到审判委员会，前前后后要有20多个人，大家是经过充分讨论的。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案件时，都是在内部网上进行的，大家匿名在内部网上发表意见，这样就避免了以前当面讨论时，大家因有所顾虑、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畅所欲言的情况。对刘涌改判死缓的决定，是审判委员会的集体意见。

刘涌辩护律师田文昌律师的观点：“刘涌案之所以改判，是在办案过程中有刑讯逼供行为。”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田律师还向《外滩画报》提供了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这份长达6页的意见书认为，“本案的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可能不构成黑社会犯罪。法律意见书是由14位一流法学家作出的，包括中国法学会诉讼研究会会长陈光中，以及王作富、陈兴良、王敏远等。

刘涌出事之后，他的家人就找到了田文昌。起初他并没有接，后来又几经周折找到了田文昌西北政法大学的校友，他才勉强接了下来。当时田文昌和他的同事两个人的代理费总共是20万元。

田文昌被称为“京城名状”、“中国刑事律师第一人”，中国律师界应该无人不知田文昌的大名。他从85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95年创建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曾成功代理了天津大邱庄被害人控告禹作敏案、云南省长李嘉廷受贿案、81名乘客诉西北航空公司误机索赔集团诉讼案、“福布斯”富豪、荷兰村老总杨斌涉嫌虚假出资案等极有影响的大案。

田文昌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就刑事辩护而言，律师的职责就是对被告人作出罪轻或无罪的辩护。”

在此案的一审中，田文昌律师为刘涌做的就是无罪辩护。

在法庭上，刘涌对于被指控的罪名也极力辩解，认为与自己没有关系。可这与他先前的供认自相矛盾。据知情人士透露，庭审的转折、如今看来也是案件的转折就出现在此。当法官问及刘涌为什么在法庭上的供诉与预审期间的笔录不一样时，刘涌回答先前的为遭受“非常手段”的违心供诉，之后便谈及那些“非常手段”。法官如审理其他案件一样提醒他“只需回答与此案有关的事实，与此案无关的不要说。”此时田律师表示反对，并称“我认为这与此案很有关系！”

庭审形势顿时急转直下，刘涌、宋健飞、董铁岩等被告人在法庭上历数了公安机关的种种“非常手段”，按法律规定，通过这些得出的笔录等证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证明刘涌指挥策划了一系列犯罪活动的大部分证据恰是他的口供。为了证明刘涌当庭所述的真实性，刘涌的二位辩护律师拿出了几份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而出证的，正是曾经看押过刘涌的武警战士，他们证实了刘涌当庭所说的事实。

如今看来，也许正是这根稻草差点救了刘涌的命。

改判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坊间舆论大哗，不仅网络上爆发了各种形式的争论。一些传统媒体连续对此表示“质疑”。

上海《外滩画报》8月21日刊登《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就是激起舆论波澜的第一粒石子。

这篇署名李曙明的文章开头就明白无误地说，“改判很难经得起法律的推敲，其中的一些问题需要好好梳理。”在列举了认为改判依据不足的具体因素后，文章说：“我以为，辽宁高院的判决是一个危险的先例。作为上级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都有责任站出来，维护法律的尊严。”

“质疑”一文经人民网及各网站转载后，许多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肯定其积极意义。

《中国青年报》8月25日的《媒体质疑刘涌改判死缓的价值》认为，李文“是一篇突破性的报道”，并认为“也许辽宁高院对此案的判决有站得住的依据，但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法院也有义务对所谓的‘本案的案性和实际情况’作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解释。”

《北京青年报》8月28日以《从刘涌死刑改判死缓看司法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为题的评论，更进一步思考了舆论何以产生质疑的诸多原因。评论说，“刘涌为什么被改判，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发问的……代替公众提问，给公众明确的答案，是传媒的职责，这不是干预司法的独立性，而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对司法审判所进行的必要监督。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黑箱’，也没有受到行政干预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正是由于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客观上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导致了人们对审判公正性的怀疑，而法律的权威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200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该案，再审改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

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历史上首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显然表示对民意的重视。“法院的判决不能漠视民众的意见，因为判决同时具有教育的功能，民间对刘涌案件的二审判决结果质疑重重，是这次提审的一个根本原因。

2003年12月22日上午8点30分，最高人民法院在锦州提审刘涌，刘涌被判处死刑，被立即拉往锦州殡仪馆执行注射死刑。随后，刘涌被带进了法庭的另外一个房间，去签署判决书。执行本次死刑任务的工作人员问刘涌，是否需要换一件衣服，刘涌说不用了，就这样子走吧。刘涌抽了两支香烟，喝了一口白酒，让亲属在他的脚镣上塞了一元钱，就这样子，他上路了。

11点35分，刘涌从一辆白色面包车里被抬了下来，换了一辆死刑执行车。车内设备先进，有电缆将现场情况，实时传输给殡仪馆一休息厅内的大屏幕上。在那里，最高人民法院、辽宁省最高人民法院和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些领导，都在那里直播观看。

11点54分，刘涌的尸体被焚尸工推进了火化间。

刘涌这样一个恶魔一样的人走完了他人生最后路程。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大案回顾】审判结果一波三折的沈阳黑帮头目----刘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