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敌方谍者、设置暗语……古代防谍保密有奇招！

唐宋时期的情报工作除了军事情报外，搜集的范围又有所扩大，表现之一就是经济情报也被纳入进来。在唐宋之前，所谓经济情报主要指对敌方军需粮草贮备情况的获知，而这一时期则扩大到社会生产、经济结构、气候特点、灾害情况等方面。前两者对于制定战略方针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后两者则具有战术层面的意义。比如唐朝初年，东突厥汗国对中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郑元璹自隋末以来前后五次入使突厥，对其社会经济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贞观三年，他又一次出使归来，对唐太宗说：“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国力已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是对其用兵的最佳时机。这些情报为唐太宗制定对突厥的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果然不久就灭亡了东突厥。五代的后晋时期，契丹与中原交恶，多次发兵侵扰后晋，并大量砍伐、烧毁桑田。这是基于其对中原经济以农桑为主的认知，欲通过这种办法以达到破坏中原社会生产进而削弱其军事实力的目的。

政治情报的收集也在这一时期纳入情报工作的范围。唐人李筌所撰的《太白阴经》说：“吾使行人观敌国之君臣左右，执事孰贤孰愚，中外近人孰贪孰廉，舍人、谒者，孰君子孰小人，得其情因而随之可就吾事。”行人指使者，即通过使者了解敌国君主、臣僚各种情况，掌握敌国的政治动向，以便分析并制定相应的政治对策。比如辽穆宗述律在位期间，酗酒怠政、赏罚无章、嗜杀不已、内外离心，周世宗侦知这种情况后，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在与南唐的淮南战争刚刚结束后，就马不停蹄，不失时机亲率大军北伐契丹。就是基于对政治情况的分析而作出的决策。

图书、档案资料在这一时期也纳入情报搜集的范围。随着唐宋时期文化事业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图书档案的数量大大增加，于是周边国家与民族遂通过搜集图书档案来获得所需情报，尤其是政治、经济、地理、军事类书籍，成为其重点搜集的对象。在唐代，外来商人或者使团搜集和购买图籍是受到限制的，携带出境时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宗教、文化、历史以及儒家经典等放得比较宽，上面提到的政治、经济、地理、军事类图籍则是严加禁止出境的。宋代除了政府制定相关规定进行防范外，还加强了对民间的监控，鼓励民间举报违反规定的行为，并禁止民间收藏军事类书籍。在边境地区加强了稽查和防范的力度，严防此类图籍出境，在军事形势紧张时，甚至连商业贸易活动也一度停止。当然，这种现象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出现。此外加强惩罚的力度，对私藏军事图书或者外泄军事技术图籍的行为，一旦发现，官员免职，判三年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则处以流刑；如果是平民，判三至五年苦役，情节严重的驱逐出境，永远不许返乡。对于商人包括印刷书籍的商人犯禁，则禁止其再从事商业活动，情节严重者入狱，甚至终身监禁。

其七，收买敌方人员。这种收买是有选择性的，而非盲目的行为。唐人杜牧在注《孙子兵法》时提出了七种情况：一是有才能却失去了职位者，二是有过失受过处罚者，三是受宠嬖而贪财者，四是长期屈在下位者，五是不得重用者，六是有过丧败而急于展示自己的才能者，七是有反复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凡属此类人员，应秘密赠与金帛珠宝，许以高官厚禄，使其为己方服务。以上这些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情报学的实践与理论。

关于情报的传递方式与手段，我国古代也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除了秘密潜行，人工传递，或者利用合法身份，往返传递外，见之于记载的还有以下一些传递方式：一是蜡书，也称蜡丸、蜜丸。这是我国古代传递情报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早在唐代就已有之。其特点是隐蔽性强，情报不易被雨淋水浸而受损，甚至还有将其制作成水果形状的。二是衣带。即将情报缝制在其中，以掩人耳目。这种方式比较古老，不如蜡书安全性高。三是口头传递，这种方式相对比较安全，但是传递者必须是对方充分信任者，或者带有某种信物以证明身份。四是隐语。也叫谬语、谬书、廋语等，即以某种约定的暗号或者不述本意借他语而暗示传递的情报内容。这种方式最为古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有书面隐语、口头隐语、实物隐语等几种类型。五是通讯。常见的有：水漂，即从上游顺水向下漂送情报；纸鸢，即风筝；射箭传书，主要用于短距离的情报传递；飞禽，据唐人所撰的《酉阳杂俎》载，波斯的商船中养有鸽子，能飞数千里，以传送平安信。此外也有以燕子、白鹘传递情报的记载。唐太宗曾养过一只白鹘，命其从长安向洛阳送信，一日之内可以往返。六是烽燧。主要设置在沿边地区，采用修筑烽火台的办法，用于传送敌情警报。

获取情报也有一些古老的技术手段，如巢车、望楼，即可移动的瞭望车，下有轮子，可以升降，用来观察城内或敌营的情况。地听，战国时采用地面掘井，在其中置瓮的办法，探听周边是否挖掘地道的声音。唐代不再掘井，而使用了一种称之为胡禄的器物，形如葫芦，夜晚命人头枕空胡禄，三十里内有人马行动皆可以听到，以防备偷袭。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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