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词情报搜集偏误及其规制

情报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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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言词情报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易失真性。国内对言词情报搜集偏误之针对性研究尚显不足。探究言词情报搜集中可能存在的偏误,有助于强化对此类偏误的认知,提升言词情报搜集的准确性。

1.言词情报及其特征

依据呈现形态、表达形式的差异,情报可以分为言词情报和实物情报。其中言词情报是指以人的陈述表现事实的情报形式。实物情报则是指物品、痕迹等能够以其物质属性、位置或状态特征等来传递事实的情报形式。由此言词情报是以人的陈述即人的言语为表 现形式的情报类型,是各种“话语”的集合。侦查情报分析之中,言词情报的搜集主要通过证人的陈述、被害人的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鉴定意见来获取,上述四类主体共同构成了言词情报的主要来源。一般来说,言词情报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言词情报搜集相对容易,在侦查情报体系之中占据着十分重 要的地位。在很多刑事案件中,言词情报构成了案件侦破的关键。如在案件侦查的初始过程,言词情报如 证人证言可能构成了侦查线索的重要来源;在侦查僵局时,言词情报如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可能成为僵局的突破口;在特殊类型的案件如贪污贿赂等隐秘性较高 的案件侦查之中,言词情报往往成为案件侦破的起点和基础。

其二,言词情报来源广泛,内容丰富。上述四类主体都构成言词情报的重要来源,且每一类主体可能包含着为数众多的个体,个体的言词情报可能相互印证,构成完整的情报链。来源广泛的言词情报使得其内容十分丰富,但是对言词情报价值的解读仍然依赖于情报搜集者的观察、识别和分析。

其三,言词情报具有动态性,是一种“动态的情报”。与实物情报的相对静止状态不同,言词情报能够从动态上揭示案件的 来龙去脉,对行为人的动机、目的、手段、过程等等主客观因素都能够清晰地呈现表达,往往无需侦查情报分 析人员依靠实物情报再进行犯罪心理画像推测犯罪动机等等。

其四,言词情报的稳定性相对较低,容易失真。言词情报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陈述者、言词本身以及接受者。从言词情报的产生、传递到接受容易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陈述者的感受能力、记忆能力、判断能力、表述能力都会影响其陈述的客观性。言词即是一种信息,信息本身具有模糊性。接受者知识背景、理解能力等观察者效应同样会影响言词情报的阐释和解读。总而言之,较实物情报而言,言词情报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易失真性,如不对此加以重视,可能导致言词情报搜集、分析失误,最终影响决策判断的准确性。

2.言词情报搜集中可能存在的偏误

学者指出在通过人力获取信息情报的过程中,主要采取文本解读、访谈和讯问等方法[1] ,由此言词情报也构成了人力情报的重要结果,其中访谈以及讯问即是典型的言词情报搜集过程。以言词情报为代表的人力情报如此重要,与技术情报相比,它能够充分发挥情报搜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在与接受询问和被讯问人交互面对的过程中,了解和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主观动机、思想感情等方面的内容。而这是流行的技术情报所难以全面达到的目标。但是言词情报的搜集过程中仍然会发生一些偏误( bias),甚至此类偏误的产生往往难以为情报搜集人员所察觉,因为其发生作用的方式常常是潜移默化的。对此应当有所认识。

2.1记忆的可构建性

侦查情报搜集具有两种基本的向度,一种是预测型,一种是回溯性。即使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回溯型侦查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主流地位,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发生是侦查工作开展的前提,侦查情报的搜集围绕还原犯罪事实而展开。即从时间维度来看,侦查行为是面向过去的,尽可能通过对相关情报搜集来构建完整的证据链 条,重现案件事实情况。同样,对于被询问和讯问人员而言,其对目击或是亲历事件的陈述亦是建立在感知和记忆的基础上。认知心理学家将记忆看作是一个编码、存储和提取信息的系统,上述三个环节也构成了记忆的三项基本任务。大量的心理学实验研究表明,我们的记忆并非如照相机一样对获取的信息进行精确地保存和复制,而是充满了选择性,而且,我们在提取信息的同时会对记忆进行构建[2] 。言词情报的获取同样离不开受询问者的记忆提取和表述,在此过程中,受询问者的记忆污染源可能在于引导性问题、长时间间隔、重复提取、目击者年龄、过于自信等[3] 。而且,从表 1 中也可以发现,上述诸多记忆污染源往往并非单独作用于记忆,而是相互重叠产生复合性的作用。笔者称之谓受“污染” 的记忆。也正是由于认识到记忆有可 能因为各种原因受到污染,有学者才提出建议,在进行询问或讯问前,可以学习一些心理学和人类记忆相关的专业知识,以确保他们能够理解回忆的局限性以及记忆可能被警察或其他后续事件所改变(也许并非故意) [4] 。

2.2言词情报搜集的情感偏向

言词情报搜集的情感偏向,即询问或讯问人员在言词情报获取过程中 有意无意的存在情绪体验和情感偏向。心理学界对之有更为严格的界定和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其界定来看,决策过程中的情感启发式( affect heuristic)描述了情感因素在人们判断和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指出人们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依据其对任务对象的主观情绪和感情体验来作出判断和决策[8] 。显然是一种有限理性下的决策和判断。研究显示,情感式启发存在与诸多情形之中,如风险感知、环境保护、金融决策等,研究者指出一旦加入情感因素、结论对论证的主导作用便会最大程度地凸现出来[9] 。在严肃的刑事司法程序之中同样存在该种效应,对某个犯罪事件的目击可能对目击者造成精神创伤,同时唤起目击者强烈的情绪体验,如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目击者时候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和指控。因为强烈的不良情绪体验会导致辨认错误[10] 。而在笔者所参与的“公安机关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项目访谈中,有基层派出所负责人就信访问题表示,“我自己也是农村出生的,也能理解部分(上访)老百姓的委屈与难处……老百姓办事很困难……老百姓办事也不容易”,此即是典型执法司法过程中的情感融入。在言词情报的获取中,情感式启 发可能附着于询问行为、询问态度、询问语气、询问语 速、询问音调等因素之中。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情报搜 集人员在其他类型情报搜集以及分析过程中同样可能 存在情感偏向,但相较于与受询问对象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式的言词情报获取过程而言,他们的情 绪、情感更容易被唤起,其受到的外界刺激也更可能得 到及时的回应,也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到询问的过程 当中,对言词情报准确性产生影响。情感式启发主要在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下作用于 言词情报的搜集过程。其一是经验。基本结论是经验匮乏者更容易采用情感式启发搜集言词情报。可以从理论基础和实验研究两点进行说明。理论层面而言, 它符合双系统加工理论的基本内容[11] ,在经验匮乏的个体面对复杂、不确定的环境情形时,会倾向于采用简 单、快捷有效的系统一即直觉———经验系统进行信息 加工,情感式启发即是典型的系统一加工方式,在这种情形下,情感在判断和决策之中起着主要的也是直接的作用。实验研究也指出,个体在面对感性诉求( e- motional appeals,如恐惧诉求( affect appeals),即以使个体感知到威胁或是恐惧的方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 例如通过直观描述或呈现肺癌发病率与烟龄之间的关 系来劝告烟民戒烟,在此过程中唤起烟民关于身体健康风险之恐惧情感体验,以此刺激烟民采纳健康运动 发起者的建议) 时,相关经验缺乏者表现出更高的恐 惧唤起 水 平, 也 更 多 地 采 用 情 感 启 发 式 的 判 断 策 略[12] 。其二是时间压力。时间压力包括主观和客观的时间压力两种形态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但是 毫无疑问两者都会触及情报搜集人员的压力情绪体验。在言词情报搜集中,时间压力在讯问这一侦查措施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我国法律对讯问的时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多种侦查政策也体现出严格的时间控制要求。时间压力与情报搜集人员本身对犯罪行为的 “嫉恶如仇”等情绪体验叠加,导致以往“刑讯”之现象普遍存在。这也正是言词情报搜集过程中情感启发式的典型体现。此外根据学者的研究,还有诸如可评估性以及计数能力会对决策中的情感启发式产生影响[13] 。

2.3言词情报搜集的语言框架

既是言词情报,其获取方式和获取过程多是基于交流对话产生,所谓交流对话,在刑事司法领域之中最为简单的即是一种一 问一答式的信息流动,但是由于交流对象、交流场景、 交流环境、交流任务等因素的特殊性,使得以言词情报获取为目的的交流变得独特。对于情报搜集人员而 言,其交流(询问或讯问)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真实可靠的情报,该种情报的表现形式是言词,具体而言包括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但是情报搜集过程中双方或多方的交流过程实际上包含着多种力量的博弈,真实准确可靠情报的获取是一种目的或结果,但实际上交流还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功能。学者指出,在对话交 流之中,说话者可以以提问表达主张、发出邀请、提出请求、进行修正、抱怨或进行挑战、传递友好或敌意、提出支持或反对意见,更为广泛的意义而言,对话交流也 是实施控制和展示力量的一种方式[14] 。可见言词情报的获取绝非简答的交流互动,而是具有鲜明的情境性和独特的场景内涵。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影响 到语言的传达、接受与理解,对言词情报而言,则增强了其主观性和感情色彩,如此言词情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则可能随之而有所折扣。下表 2 以“语言框架” 一词来描述言词情报获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观性偏 误问题,该案例主要来源于前引[4] 一书。笔者在两种意义上适用“语言框架”,其一是具体意义上的语言束缚,其二是抽象意义上的语言的情境性约束(如上 述的语言所展示的诸多功能,预示着言词情报的获取 不能脱离具体的场景和氛围而存在),两者在“局限” 层面传达出相同的内涵。 

上述案例即是言词情报获取的典型过程。仔细分析对话交流内容,可以发现语言框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是询问人员对询问对象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压力。对比分析第 2 句话和第 8 句话可以发现, 询问对象关于自身身材的看法实际上发生了改变,甚至发生了逆转。而且,这一逆转的方式是以其自身同意的方式表达出来,因而使得询问对象更加缺乏质疑 的力量。 

二是询问人员的提问方式实际上给询问对象创造了一种答案之“锚” [15] ,询问对象关于卡洛琳长相 的描述集中于“身材”“身高” “体重”之上,显示出“询问人员对其陈述内容进行选择性描述及所用词汇对询问对象的影响程度”。同样,在笔者调研所获取的某贪污受贿案讯问笔录中亦呈现出明显的语言框架倾向。

诸如“在你担任某某公司董事长期间,有没有相关领导为企业借款担保的事情找过你？” “如果某某不给你打这个电话,你是否会安排你处工作人员为这名 职工办理借调手续？” “如果你不给某某打招呼,某公 司是否可以申请到这个公司的贷款担保？” 等等。 

可见,即使是在简单的对话交流之中,语言的框架属性仍 然在很大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暗示、引导、约束的作用,使得所获取的言词情报带有情报搜集人员自身的看法、观点甚至是期望,尽管有时其自身并未意识到 该问题。言词情报搜集实际上横跨情报学、司法语言学、侦查学、传播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这为言词情报之搜集提供了诸多学科工具支撑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诸 多挑战。可以说,从上述任何一个学科维度出发,都可能窥见出言词情报搜集的特殊之处,对其提出特定的要求,需要情报搜集人员对于其中存在的某些偏误予以特定的关注。

3.言词情报搜集偏误的规制路径

如上所述,言词情报搜集并非单一情报学研究的对象,它涉及到诸多学科的方方面面。对其搜集偏误 与规制也应当从多学科视野出发来予以考察和探究。在这个背景之下,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关注。

其一,观念层面的确立。言词情报搜集的确存在 一定的偏误。但这仅仅是一个事实层面的陈述与判 断,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和分析。已有学者的相关研 究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以通过讯问的情报获取为例, 已有的研究绝大部分都集中于刑事诉讼法领域,呈现 出非常明显的“部门法”“专业性”的倾向,且相关的研 究集中于规范层面的比较和分析,也包含部分实践材料的搜集和总结,但是诸如此类的实证目的也在于从规范法学视角归纳总结出侦查讯问的实践不足,该种 不足也主要体现为与现有规则的违背。可以说学科壁 垒非常显著。当然,也有少部分学者对此从不同视角切入,形成了系列的研究成果,但该学着同时也指出, “整个讯问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总体看, 对侦查讯问语言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领域” [16] 。如此来看,情报搜集人员对言词情报的搜集需要首先确 立几个基本观念,言词情报是情报的重要组成部分,言词情报的搜集既要遵循客观的规则要求,同时也要掌握一定的操作技术;言词情报及其搜集涵盖一定的主 观性要素,是搜集人员与搜集对象之间交流互动的产 物,是两者之间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也正因为如 此,言词情报及其搜集过程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对言 词情报及其搜集偏误的规制有必要通过习得和掌握一 定的语言学、心理学知识来强化认知和克服。如有学 者通过讯问语言的人际意义来探求讯问的程序正义之 实现,此即语言学与法学相互连接的有效尝试[17] 。 

其二,制度层面的完善。可以说相较于技术情报的发展速度,人力情报的发展呈现出相当的滞后性。考察整个情报的发展史,是一部从人力到技术的发展历史,技术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时至今日,即使是以技术见长的美国情报界,也开始反思对 技术情报的过于神话和对人力情报的忽视[18] 。言词情报与人力情报存在着部分的交叉。以往人力情报地位的式微,规章制度的缺乏毫无疑问也意味着言词情 报获取的规章制度之匮乏。 

在这一点上,公安言词情报的获取具有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依据,在相关的诉讼 法律、证据规则、办案规程以及建设规范之中有所体 现,但是相应的规定呈现出几个问题,一是较为零散, 二是数量有限,三是角度单一,四是概括抽象,五是缺乏针对性等。 

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制度层面规范言 词情报的搜集程序,提示相应注意事项。 具体包括法 律层面的规范性制度和部门规章性质的操作指南,将 两者结合起来指导言词情报的搜集。 在相关制度订立 过程中可以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参与,注重视野 的开阔性和角度多元性。 如英国就制定专门的警察培 训手册《侦查询问操作指南》,该指南注重吸纳心理学 研究成果,甚至还从句型结构角度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方式进行分类。 

其三,技术层面的强化。言词情报搜集之偏误主 要集中于搜集人员认知的不足以及此过程中的主观因 素注入,直接或间接影响言词情报的客观性。 对此有的国家或地区借助于技术性力量予以辅助。 一般来说,技术力量因具有一定的中立性,因而能够较好地预 防和控制该过程中的主观偏误。 以询问儿童证人为 例,儿童证人属于特定种类的证人,其记忆容易出错, 因而对通过询问儿童所获得的言词情报也应予特定审 查。 考虑到儿童证言的特殊性,有人开发出专门性的询问人员培训系统,即 NICHD 程序。 该系统在开发过程中“考虑到儿童的发育问题,如语言能力、记忆能力 和易受暗示性等;司法需求;询问人员的行为以及研究 人员、询问人员、警官和法律专业人士的失败压力和压 力等” [4] ,可以说,该系统即是典型的“集思广益”型言 词情报获取系统,融入心里学、语言学和法学等诸多学 科的专业知识。 在长期的适用实践中,因其“富有成 效”而广受欢迎。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开发出基于 认知心理学研究成果的认知询问术(The Cognitive In- terview),其核心主要包括记忆、认知和社交动态与交 流等三个基本心理过程。 被认为在开放式提问获取信 息、鼓励证人自行回忆和陈述、用符合社会交际原理的 语言进行交流以及缓解心理压力等方面“极具有实践 价值” [19] 。 再如加伯特等人开发的自填式询问表(Self -Administered Interview),提供了一套形式标准的指引 和问答工具,让证人自己作答,有利于强化证人记忆, 避免记忆扭曲[20] 。 可以说,通过技术层面的强化仍然 是避免言词情报偏误的有效尝试和运用。 

4 .结语 

言词情报在整个情报体系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甚至,在特定的情形中成为其他情报搜集工作的基础、 前提和突破口。但如前文所述,言词情报具有相当的 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搜集过程中可能存在着诸多 的偏误,为此必须引起情报搜集人员的高度关注,需要 进行思想观念层面的革新,制度以及技术层面的强化 等。笔者认为,该论题具有一定的跨学科属性,对相关 问题的研究,如其中偏误的类型及其相应的机制仍然 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来源：情报杂志 第11期

作者简介：孙 笛(ORCID:0000 -0002 -6420 -4473),女,1983 年生,博士后,研究方向:侦查学、犯罪学;刘 杰( ORCID:0000 -0001 -8014 - 1839), 男,1989 年生,法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侦查学

本期编辑：C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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