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官员称北约需建立主动网络防御策略

北约网络和混合政策部门负责人克里斯蒂安·马克·利弗兰德 (Christian-Marc Lifländer) 在爱沙尼亚举行的国际网络冲突会议（CyCon）上警告称，北约盟国需要允许其军队在网络空间采取主动行动，以避免潜在冲突中可能扰乱部队部署的网络攻击。

此前，北大西洋理事会（北约的最高决策机构）表达了北约盟友对“俄罗斯继续在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包括在北约领土和通过代理人开展的愈演愈烈的活动”的深切关注。

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利弗兰德所推崇的这种主动方法与弹性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弹性战略相比，主动方法可以塑造对手的行为，而不仅仅是恢复被破坏的系统。

利弗兰德在国际网络冲突会议上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恢复能力不重要，“老实说，当我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人们往往不是利用零日漏洞来达到目的。基础工作需要完成，因此恢复能力非常重要”

“但从长期来看，如何塑造行为，我认为还需要增加更多内容，”他补充道，并主张联盟在应对网络冲突的方式中增加更多“主动因素”。

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的研究员迈克尔·菲舍克勒（Michael Fischerkeller）也提出了在北约中建立主动网络部队的主张。

菲舍克勒呼吁北约“采取能够优化成员国和合作伙伴的总体网络能力和容量的政策——这些政策以主动的作战态势为中心，包括能够在武装冲突后环境中预测、阻止、抑制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俄罗斯网络行动的作战要素。”

国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员与美国网络司令部战略家艾米丽·戈德曼 (Emily Goldman) 和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理查德·哈克内特 (Richard Harknett) 于202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网络持久性理论》的书。

北约于2022年发布了一项战略概念，正式承认“网络空间始终存在争议”。正如利弗兰德在维尔纽斯峰会前接受采访时所描述的那样，这一概念“实际上不是道路的终点，但我认为是长期转型的开始。”

利弗兰德周五在塔林发表讲话时表示：“如果你同意这样的假设，即网络空间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环境，而且它涉及长期作战周期，不一定是‘数字珍珠港’，那么我认为，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原因--让军方参与进来，成为画面的一部分。”

传统的“和平-危机-冲突”连续体与网络持久性理论所描述的当前竞争状态并不特别吻合，这可能会对北约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利弗兰德说。

“没有神奇的移交。如果军队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其中，你就不能自动假设他们会在那里。”

“当我看到预先定位时，当我看到网络中发生的事情时，并不一定会认为军队的接收、准备或前进（RSOM）能力不会受到影响，”利弗兰德警告说。

“因此，对我们来说，军队需要成为这幅图景的一部分，以便了解风险，并与盟友一起以协调的方式共同管理风险。”

利弗兰德的观点表明，积极主动的网络元素对于北约在比利时新建的网络中心至关重要。北约负责创新、混合和网络事务的助理秘书长长戴维· 范韦尔（David van Weel）在 CyCon 上证实，有关建立该中心的谈判仍在进行中，距离华盛顿峰会召开仅有几周时间，预计盟国将在峰会上宣布这一消息。

“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防御一切，”利弗兰德承认，因此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盟友如何塑造对手的行为——同时平衡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

艾米丽·戈德曼还表示，塑造对手的行为至关重要，并警告说，盟友现在正受到攻击性网络行动的影响，这种行动现在已成为外交和竞争的标准工具，对美国、其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力量产生了“战略上的影响”。

利弗兰德指出，美国已经是承认网络持久性思维的先锋。《网络持久性理论》的作者艾米丽·戈德曼早前就从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中认识到了这一点。2018年，米丽·戈德曼领导团队撰写了《美军网络司令部愿景：实现并维持网络空间优势》战略文件，旨在帮助网络司令部实现并维持在网络空间领域的优势。

“单边行动发挥了作用。我认为在这方面联盟也发挥了作用，双边行动也发挥了作用，当然，还有32个成员的联盟，”利弗兰德补充道。

但让成员们团结起来可能具有挑战性。去年在柏林，盟国表示支持集体应对网络攻击，这标志着盟国越来越接受需要新的方法来应对超出恢复能力的网络攻击，尽管描述这些新方法的评论非常模糊。

根据北约目前的原则，在和平时期，北约的联合部队不会在防御空间之外开展网络行动。虽然有一个框架涵盖了如何将进攻性网络行动整合到北约任务中——即盟国自愿提供的主权网络效应（scepva）框架——但目前它并不涵盖确保 RSOM 所需的活动。

“当我回顾过去的一些行为和例子时，我们发现，我们一度对攻击性网络能力的看法存在巨大分歧，以至于他们能够分裂判决。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才理解它，直到整个由盟国自愿提供的主权网络效应（scepva）的概念出现，人们开始接受它，”网络政策负责人说。

作为一个平台，北约 “不会是万能的，但我认为它是我们最接近的共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交流思想、最佳实践，并就我们集体能做什么达成共同协议，”利弗兰德说，“更不用说可以而且应该单独做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