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克农身边的日子

看了一本好书，《在李克农身边的日子》，作者用的名字是朱正明，不知算是第几个名字。此书非常朴实地回忆了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敌后地下工作，即便今日读来，仍觉身临其境般地紧张。书中内容随便拣一段出来，都可以是一段剧本，拍成影视剧毫无障碍；再对比后来的那些谍战剧，扯淡指数太高。作者写书时，应该是出于长期的职业习惯，不该细写的仍未细写，过了六十年，仍然收着劲儿。书中内容完美贴合四个字，誓言无声。向这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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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3 后来，我被调到城外深山沟里的军委二局去工作，离开了保安城。西安事变后，伍修权同志被调到西安去工作了，从此没有再见到他。解放后，我调到北京工作。直到1987年7月1日，我参加人民大会堂离休老干部联欢会，在大厅旁的走道上，忽然遇见当年的我的第一位科长伍修权同志，有个警卫员陪着他。50年前，清秀活泼的科长同志，今天已经成为一位步履沉重而又缓慢的老领导干部，但看上去，他的身体还很健康。他们在人群中慢慢地向二楼走去，他没有看见我，即使看见我，他也决不会认得当年他科里的这个唯一的科员了，因为我也已白发满头了。我想赶上去问候他，同伴说不必多事了，不要去打扰他享受这晚会的欢乐了。我略一迟疑，伍修权在人群中不见了，可能上楼去了。我心里暗暗祝愿他健康长寿！

P55 记得我们在外交部住下几天后，李克农就亲自向周天宝(党员)、江如椿和我三人调查徐XX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的严重违纪问题。当时陈XX被调到福建去工作，徐XX利用职权，以住机关为名，将陈XX的妻子XXX强占为妻。李克农很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必须如实汇报，不要包庇，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没想到，组织上这样快这样严肃地追查此事，说明党对党员道德败坏事件的态度是极为严肃的。我起初不知此事，1936年由北方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一些情况，我反对这种恶劣行为，对李克农的要求，当然照办。我将自己所知道和听到的情况，如实地写了书面汇报，交给了李克农。

P91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其后就开展推选国民参政员的运动，一时搞得热火朝天。上海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积极活动，为了当选，他已倾向国民党，说了不少讨好国民党的话，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变了。因此，最后幸而当选为参政员。李克农曾经告诉我说，“七·七”抗战后，章乃器到浙江黄绍竑处当了财政部长，脱离了救国会，态度逐渐变化，CC送给他一个18岁的美女(现在忘了她的姓名)，从此控制了他的行动，任何人不经她的许可休想见到章乃器。他还经常喜欢自夸当年在上海每次演讲时的“英雄功绩”，说什么我演讲时听众最多，连礼堂外面都挤满了人，谁也没有我的群众多。有一次，我同陈家康谈到此事。陈家康说，他也不想想，当年没有我们党的发动和号召，他能有那么多的听众吗？我们相视而笑。

P93 普海春饭庄招待会的事情，启发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到办事处去时，如果不是急事要抢时间，同时为了节省车钱，我都是安步当车，走到那里去，还可看看沿路情况。我每次经过德租界时，马路旁有一座花园大洋房，前面是大铁门和配有矮铁的围墙，院里长满参天大树，形成一道浓荫屏障。大树下面是一条水泥甬道通向内部，浓荫间掩映着粉墙玻璃窗和红瓦屋顶，显然有好几座西式洋房簇立在一起，看上去必定是高官府邸或富豪住宅。但在这里进出来去的，不是穿短衣的中年的形如娘姨仆役之类的妇人，就是穿华丽旗袍或西式服装的妙龄女子，她们看上去不像小姐、少奶奶，可也不像娼妓之流，更奇怪的是从来不见有老爷少爷和普通男子出入，也没有漂亮的汽车进出。哪里有这样的达官富翁的住宅公馆的？我看了好生奇怪，又不便自己闯进去调查一番，于是我把这个疑团告诉了李克农，并询问那里是个什么地方？他笑着说，那里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之一，专门训练上中下三等的娘姨女仆丫头女侍之类的女特务，派到各方面去当女佣侍婢和女招待，进行刺探情报工作。他曾经派陈家康设法进去观察了解，掌握了其中的情况。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那里进出的只有女人没有男人。以后经过那里，我就提高警惕，也不东张西望了，以防万一。

P95 过了一个时期，他还给我几本小册子，并说其他的小册子留下备用，不还给你了。我带回家来，因为忙没有看，后来偶而翻阅一下，在叶青写的一本小册子(书名已忘)最后一页结尾处有一句话说：我们愿意伸出手来同中共携手合作(大意)，在这句话后面的空白页上，有一段用毛笔写的批语，大意是：同你们握手，怕沾污了我的白手套。这段批语的字写得有中楷那样大小，笔酣墨饱，非常工整，但不是李克农和老太爷(张唯一)的手笔，他们两人都写得一手好字，我一看就认得出来，不知是哪位领导的大手笔，有些像叶剑英的手迹。托派小书，不值什么，但这段批语大有价值，将来可以送到革命博物馆，作为一件珍贵的革命史料，因此就把它收藏起来，可惜武汉沦陷前因为家里不准留有这类旧书刊，全部销毁了。

P122 (此页的某方面负责人可能是指王明)

P155 周科征是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当时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外汇科主任，掌握国民党外汇方面的情况。他调到重庆后，在中央银行任高级秘书。一面又秘密地任重庆全民通讯社社长。后来我忘记了他的姓名，只记得有一位鬓边有撮白发的周同志，曾介绍给我两位外国记者。

解放后，我调北京工作，机关里调来一位老同志任处长，他叫周科征，但互不相识。后来工作上有些联系，才有些来往，仍没有认出来。文化大革命中，在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他说在重庆一家银行工作时，曾经同陈家康有关系，我还是没有认出他来。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从干校回到机关，有一次在学习班学习时，我坐在他斜对面，望见他斑白的鬓边有一些很白的头发，我忽然心中一动，问他1938年秋是否在汉口中央银行工作过，是否认识李克农，他连连点头说是，我又问他当时有个人到银行里来找他，他还介绍了两个外国记者的事。他想起来了，说有这么一回事。这时我才断定他就是当年的周科征。我告诉他1938年找过他的那个人就是我，当时用的是假姓名。于是我们重又相认了。天下就有这样巧的事。谈起往事，他告诉我，1938年离开汉口调到重庆后，他同陈家康联系，继续搞地下工作，后来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陈家康要他辞掉银行职务，转移到别处去工作。他认为自己处境还没那么严重，银行职务丢了难以恢复，没有同意。结果有次因事乘飞机到某地去，在机场被特务截住，搜出文件，即遭逮捕，投入监狱，被囚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在狱中，他接受狱中刊物的编辑工作，得到优待。解放前才被释出狱。后来调到我们机关工作。他的儿子，娶了韩子栋(即《红岩》小说中的疯子华子良)的女儿。我曾在周家看到过她。周科征的“问题”拖了一段时间才解决，恢复了原职。他在运动中比较实事求是，曾说愿意到别的单位去工作。后来因身患重病去世了。他的追悼会我没能参加，据说悼词写得很好。

P161 李克农又叮嘱我：密码不能交给任何人代管，也不能告诉任何人，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告诉。这是纪律，不得违反！因为你不懂技术，所以电台由江、金两人负责，你可以不管。其次，你以前的任何关系都要切断，也不要再通信，不要告诉无关的人你在汉口工作。你以后不要同别人发生关系，只同我一个人发生关系。你身上无需带任何证明或介绍信，不论在任何情况和环境下，你只要找到我就行，问题都可解决。李克农的这些指示，我是始终坚决做到的。因此，我认识的人很少，谁也不知道我。革命胜利后，我什么人事关系都没有。毛主席说，一个篱笆三个桩，我基本连一个桩也没有。

李克农说，江是红小鬼，经过考验的，你要多照顾他。我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承应了。我明白这句简单话的意义。今后，我要对他的安全负责，即使牺牲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P164 李克农慎重地提醒我，在秘密机关里，不准留一本进步的书刊和小说，有关革命和共产党的东西更不准留，尤其不能私藏一本，这是历来的一条纪律，必须重视和遵守，绝不能违反。家里只能放些《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之类的书。违反了这条纪律要受处分。他说，你把书藉报刊仔细检查一遍，不合适的都得马上处理掉。以后也不准再有这类书报，我坚决照办了。

P165 最后，我向李克农同志请示说：以后我将远离党的直接领导，不能像现在这样，什么事情和问题随时可以取得帮助，得到解决。我今后身处日伪统治地区，信息不通，情况不明，对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很难了解和掌握，现在能不能给我一个总的原则性的指示，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有所遵循，不致于有大的失误。他凝思了一会说：详细的话现在也来不及谈了，我给你一个总的原则，只要蒋介石不投降日本，我们始终是统一战线。你在这个大前提下考虑问题和掌握工作就是了。这是李克农同志在汉口撤退前夕给我的最后一个原则性的指示，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总原则。